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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纪律的“纪”
，就是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皇帝视为**的“纪纲”
。
所谓“‘纪纲’两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
。
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
。
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传统伦理的视角审视起来，传统王朝的所谓“法”
，实实在在是以维护“三纲五常”
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传统法纪的内在精神。
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掌握刘文辉嫡系的一个师，1940年刘元瑭受蒋介石利诱，将率部队投靠胡宗昌。
不料军队尚未开拔，所辖三个团就被刘文辉挖去了两个，刘元瑭带着残余部队去见胡宗南。
胡见他部队如此七零八落，哪里把他看在眼里，破口骂道：“叫花子连棒棒都没得！”
◎枪是亲爹。
中原大战后，马鸿逵加入蒋介石一边，战后占据了泰安周围十几个县。
马听说泰山脚下某处有宝，遂派一个班的士兵挖宝，连挖三天什么也没挖到，后来又借修什么纪念碑的名义加派一个团来挖，日夜加班又挖了八天，终于挖到了唐明皇封禅的一块刻有祭天文告的翡翠。
◎钱串子脑袋。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绝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做军纪的基础”
，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人心，使懦夫立，顽夫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
。
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
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
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仅仅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
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这就是所谓“礼治”
。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
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
。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
，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济南，韩复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备“新生活饭”
招待，黄米窝头加白菜、豆角、鱼、虾四个菜。
同年，孔祥熙来济，韩仍用“新生活饭”
招待之，小米饭加大明湖产的蒲菜、芦苇等。
蒋、孔等直憋气，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难怪后来挨枪毙。
广东军阀陈济棠意欲反蒋，先是命他哥哥陈维周到处看风水，找一处龙穴吉地来移葬他们的母亲，从而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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