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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个人”
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
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像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
。
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
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
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
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1927年5月，江西朱培德“礼送”
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
不久，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朱马上又派人到武汉，装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对几位原朱部的政治部主任说道：“很对不住几位，总指挥（指朱培德）特意派我来向几位道歉，总指挥亲自说啦，他这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
他说他是吃了屎啦，他说他真是吃了屎啦。
请几位多多原谅。
好在大家为的都是革命，又是同乡人，几位总可以包涵的。
你们走后，全军的人都想念你们。
休息几天后，还是请回去帮忙。”
后来，冯玉祥又在徐州与蒋介石会了面，时局又变化了，朱的邀请遂无声无息了。
◎还是吃屎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
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
事实上，对于国民党而言，其对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渗透，都远没有到位，尽管蒋介石反复强调“党”
这种工具的重要性，但实际应用起来，对党的使用，却远没有对军队那样得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
，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
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
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1927年5月，杨森奉蒋介石之命，出川进攻武汉，结果被打得大败，杨森急切之中换上便衣，拉了磨坊一头驴，仓皇逃命。
◎毛驴有功于军阀多矣！
刘珍年，字儒席，原系张宗昌部下旅长，时张拥兵二十余万，一个小小旅长的刘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
后来，刘叛变投蒋介石，张宗昌与褚玉璞回光返照组织反扑，张褚联军将刘包围于山东牟平，久攻不下。
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上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
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刘原来的军长）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
我要是早知道，早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
◎跟婆娘一般唠叨。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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