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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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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集团的维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首先，所有军阀集团都具有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双重性质，作为前者，集团需要政治行为、组织诸方面的思考；作为后者，社会次级群体的功能、作用及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维系问题的视野。
他们要涉足家庭、社团、乡政，甚至还要提出社会人生目标的规划，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全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的军阀来说，尤其如此。
这里所论述的，就是蒋介石从维系这个视角，对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编织社会控制网络的设想。
一、社群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群性至上的社会，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编织在群体网络之中，湮没在群体的海洋之内。
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成了某种单向的泯灭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过程。
各种地缘和血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惊人的。
生活在这样一种群性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所属文化的烙印，蒋介石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蒋介石对个性解放的嫌恶，对自由意识的反感，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找到他对群性的崇尚，对团体的迷恋。
杨森赶走熊克武，做上了四川督理，在成都大修马路，强行拆毁民房不予赔偿。
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
前去请愿，杨森虎下脸来斥责说：“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
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
当时成都小报出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
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
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今日观之，还是做了点好事。
张宗昌督鲁，搜刮无所不用其极。
曾开“狗捐”
，民间养狗，一律纳狗捐，每只狗纳洋五角，后来涨至六元。
纳过捐后，发一小牌，上书“警察厅”
字样，挂在狗颈上。
◎自供。
对于凝结超血缘、地缘团体的问题，军阀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贯穿和强化个人联系，将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放大、融会于团体之中。
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我们已经在总论部分论述过了，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超血缘、地缘社会活动团体的团体精神，他要制造维护和发扬这种精神。
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蒋介石的社群理论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社团理论是有某些近似之处的，然而，西方社会发达的次级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自主性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其团体精神也是有利于个体自由发展，有活力的精神。
蒋介石的团体，则不仅极度地泯灭个性，而且还将传统的家族、乡人、师门等一整套中世纪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融入其中，所强调的团体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变种。
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石，是一种貌似正大、堂皇的绝对集体主义。
他认为，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群体，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所遗传的一分子，是整个民族生命延续的一分子，乃是整个民族生命长流的一点”
，所以“只有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充实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五千年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民族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我们子孙未来的光荣历史，得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意义”
。
且不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不过将家族替换成了民族；也且不说这种理论背后含义不过是要人们把生命奉献给所谓体现民族利益的他的党和军队；仅就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本身我们就能找出某些非常残酷十分违反人性的东西。
四川将军陈宦，一天突然对他的卫队官兵特别加恩，准许他们之中有带家眷的可以携眷到督署所在地古皇城居住。
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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