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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
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
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
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
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
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
亲日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
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跻身政治决策核心，这些失宠者当然也不满意。
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
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
而爆发出来，“五四”
的抗议运动成了爆发的平台。
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
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
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
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
实际上，“五四”
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
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
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限。
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面对警察时也不采取对抗手段。
凡是爆发运动的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
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
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
第一次被抓的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
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滔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
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
其实原本“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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