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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
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
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
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
凡是不肯痛快抵制日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
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
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
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
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爱国主义凯歌遮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但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
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和解放，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下面，就自动萎缩，连一向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
尽管如此，“五四”
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
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
如果没有“五四”
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
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仅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
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是吃“五四”
饭的。
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赏，但蒋介石本人对“五四”
并不感兴趣。
但吃“五四”
饭的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
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
定为青年节，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
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五四”
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
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
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
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
注：此文已在《南方周末》发表，但有很大的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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