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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表面的政治，深入到文化、历史和地理；再从地理返回到历史、文化直至政治，一切问题便会产生新的答案。”
我渐渐发现，每天排练演出的音乐，不再是自己从心里喜欢的音乐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是对音乐极为敏感而又习惯喜新、求异的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随着开放而引进的各种西方现代派音乐。
而这些从未听到的声音一旦出现，便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耳朵，唤醒了我的听觉。
记得70年代末，来自上海的音乐理论家廖乃雄先生，在中央乐团做了西方先锋派音乐的系列讲座：那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声音、新的流派一下子让我大开了眼界。
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约翰·凯奇、斯特克豪森等一批二十世纪现代派、先锋派音乐家的音乐，让我开始对过去完全政治化的音乐产生质疑和厌烦感。
一段时间里，欣赏那些新奇、怪诞、不协和的音乐成了我最大的享受。
每当去外地演出，只要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一听见我放着那些现代派音乐，便与我辩论。
当然，谁也没能说服谁。
而这些音乐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在我后来的一些即兴钢琴演奏、作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记得当时无声音乐（约翰·凯奇的四分零三十三秒）、一幅白画或黑画成为名画等现象，一时间完全打破了我过去已有的艺术观念。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哪一条路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等等，各种问题整整折磨了我五六年。
终于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开悟。
人生第一次开悟
有句话说得好：只有矛盾激化了，才能解决矛盾。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我在经历了各种新旧思想、新旧观念、新旧艺术的精神痛苦和矛盾之后，终于在1982年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开悟”
。
这次开悟为2000年的第二次人生“通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要想最后得到真正的“彻悟”
，这一“开”
、一“通”
是非常关键的。
1982年秋，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
赴昆明及成都等地巡回演出。
当大家下榻到第一站昆明市“云南省体育馆”
招待所时，一些令大家不解的现象让人开始猜测、兴奋起来。
与“独唱独奏组”
去过的任何“体育馆招待所”
不同的是，一般招待所的吃住条件，以及服务水平在那个年代都是很差的。
然而，此馆的招待所无论吃住条件，还是服务水平都是从未遇见过的。
菜品丰盛可口，服务诚恳周到，巨长的一个桌子上盛放着各种免费随意吃的诸如银耳、甜枣、白果等营养食品所调制的小吃，真是应有尽有，离开饭厅时，每个人还可以随意带走一个水果。
第三天午饭时，大家突然发现，在原来规定的菜量上又增加了两道菜。
当有人刚要问为什么时，一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我们饭桌前同大家打招呼，并自我介绍说：“我叫黄恒俊，是这里的所长。
今天刚刚从外地赶回来。
听说中央乐团来这里演出，我们非常高兴。
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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