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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其初衷。
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
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试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唯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正统话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
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
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做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
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
看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与“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
那些情爱场面相联系；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了。
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她喝喝水，润润嗓子。
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是根本视而不见的。
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就成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的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而不择手段者的生动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
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并不表现得感激涕零，说了千谢万谢以后才接受。
一般来讲，要是给小人一点好处的话，小人会像狗一样摇尾巴。
同样，你要不让他得到好处的话，小人也会像狗一样龇牙的。
这说明那时的贾雨村，还有一份君子的矜持，不是小人。
甄先生说，你就挑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
但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表明他的豁达。
那个叫娇杏的丫鬟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种表现，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凡小人，总是要使别人痛苦，然后，他才获得快乐。
别人若不痛苦，他获得了，也未必快乐。
所以，小人比别人多的是恶，缺的是善。
一个小人，一个饱读诗书的小人，一个对于圆通之术、马屁之道十分在行的小人；一个有见风使舵之明，聪明脱身之智，厚颜无耻之赖，笑里藏刀之奸，翻脸不认人之冷，杀人不眨眼之狠，什么好话都敢说而不兑现，什么坏事都敢做绝不手软的小人。
这就是贾雨村从一介书生，终成浊吏的成长史、发达史、恶变史。
西哲云，久握权力，必致腐败。
权力愈重，腐败愈甚，是一点也不错的。
像这样一个“伟大”
的小人手握权柄，那就必然“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能不飞黄腾达吗？
贾雨村的恶，是他做官以后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葫芦庙里的那个书生了。
权力是最能使人异化的，为什么好多人一阔脸就变，甚至不过赖祖宗荫庇，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官，马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就因为手中有了点权。
所以，贾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变得越恶，就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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