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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金陵那条街上，比邻而居的荣宁两府里，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哥儿、小姐丫鬟、奴仆差役，是怎么活的？是靠什么活的？依然是个空白，不可谓不是一种疏漏。
也许有过这方面的专著，由于自己孤陋寡闻，而无缘一面。
但可以肯定，上面提到的红学家，忙着出风头还来不及，是不屑于，也不可能坐定屁股下这番功夫的。
我们知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传统，与浪漫主义的不食人间烟火，飘飘欲仙的状态迥异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笔下，绝不怕将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面揭示给读者的。
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哪怕读者倒胃口，也要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诗句，让那些在象牙之塔里，穿燕尾服，戴白手套，提倡高雅文学的人士，看了直皱眉头；让那些专心致志写性欲、写**、写**、写女人身体这个部位那个部位的从事裤裆文学的人士，完全败了兴致。
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一点也不觉得铜臭气地，把他当上国家干部后，逐年提高的工资，很具体地写进诗里面的。
据《容斋随笔·白公说俸禄》：“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
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
’……”
一直到他贬为江州司马，到后来又做太子太傅，到退休回到洛阳，都有详尽记载。
把自己的工资写进诗里，可能使唯美派、纯情派、风花雪月派、裤裆文学派觉得大煞风景、大为败兴的，我不知道此前此后的诗人，有没有人再尝试过，但从他记录下的升职加官涨多少钱，犯了错误跌多少钱，以及达到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水平，也略可了解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了。
曹雪芹未能如白乐天写得如许细致翔实，他在写作《红楼梦》时，已经一贫如洗，家无长物。
但他无论如何是世家出身，和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差不多，自小过着公子哥儿衣食不愁的生活，如今虽然没落了，但仍是个不知世务、不理经济、不懂钱财、不会过日子的文人。
而白居易老先生，就不同了，他始终是个非常精明、非常精细的人，甚至到了快要辞世的年纪，眼看自己行“将下世”
，还写了《达哉乐天行》的遗嘱诗，曰：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想得多么周到，先卖什么，后卖什么，都能作出妥善安排。
相比之下，曹雪芹对锱铢必较方面，不很在行。
他写的贾宝玉对麝月讲的话：“你问我，倒有趣！”
其实，也是他自己不识戥子的写照。
也许，写作，是天分，理财，也是天分，除极高明的如白老爷子这样，诗写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首因以答祝》）的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地步，而对于财务管理方面，也是那样清晰准确。
曹雪芹恐怕只有文学上的极高才分，但理财就鸦鸦乌了。
看他“举家食粥酒常赊”
的经济状况，糟得大概不能再糟了。
曹雪芹曾经富过，但他那时年幼，有富过的印象，并无富过的体验。
这点很重要，你没有大把大把地花过钱，你不算真正有过钱。
他的先辈是从真金白银堆里滚过来的，而他自从懂事以后，家境日蹙，财神爷早调过脸去，只有穷神一直守候着他，连打壶酒还得赊欠，可以想象他的囊中羞涩。
所以，他的数字概念比较模糊，是应该予以理解的。
一个月收入三千元人民币者，一块钱是钱；一个月收入三万元人民币者，花一块钱等于前者花一分钱。
而一个月收入三十万元人民币者，一块钱在他眼里，基本上就不算钱了。
曹雪芹的尴尬就在于他写作这部小说时，在精神领域里，他属于收入三十万元那一拨的；可在物质世界里，他连收入三千元的那一拨也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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