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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人所需要的不再是已听得够多的乌托邦式教诲，也再不愿去背诵那无以数计的大而无当的教条，但也不需要动乱、流血，把一切恶的情绪尽数释放，因为可怕的景像已经够多了。
一切意义都被怀疑了，一切都被弄成了现金支付。
王朔便靠这种所谓对极致的追寻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艺术创造中必需的分寸感和中庸的尺度，都被他故意遗忘掉。
别林斯基说过，公众随时都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坏书，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
王朔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给人治病，用药时却失了方寸。
他用的不是鹤顶红、氰化钾，也不是断肠散，而是掺有幻药的酥骨粉，配出的方子就具备了鸦片的某种功能，它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一种痛苦，营造出一片梦幻般的风景供人观赏一瞬，时间一过，痛苦却加剧了。
我们阴郁、苦闷、相互隔膜，我们是后娘养的，所有的好机会都没留给我们，我们地位低下，我们受尽了人间的不平，我们活到这个份上仍没有拿起投枪，难道还不允许我们自我戕害、自我戏谑吗？这确实是一种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但必须详尽描画出这一群人生存的大背景，寻出根源，如果无力为这样的现状指出一条出路，起码也该写出不能再这么活下去的觉醒。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味地夸大和强调这是真实，这样的作品就朝《自杀指南》悄悄靠近了一步。
我们常常只去注意某某作家写出了某种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然而却很少关注他究竟提供了多少这个生活层面本质的东西。
王朔已被多人认为是都市下层青年人的歌手，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但有个附加条件，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歌手。
他不唱《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而只去演奏他改变了的《哀乐》。
当王朔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变，与他描写的社会阶层产生云泥之远的距离后，他重复多次的魔术必将失去观众。
对王朔的文学作品略作品评之后，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如何解释王朔引起的广泛的轰动效应？
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期，审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处在不规范的和盲目变动的状态之中。
写作和阅读不仅是反对遗忘和死亡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仿古和创新愿望的一种排泄途径。
文化界的混乱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一种文化产品，只要暗合了当代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即可以赢得巨大的市场。
正如《红太阳》盒带因顺应了中国人的怀旧情绪而引起轰动一样，王朔小说中的适度的玩世不恭、适度的荒诞不经，对政治生活的适度的反讽，对现实问题的适度的戏谑，为中国人消解阶段性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种方式、方法。
王朔是应时运而生的，他作为文化转型期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存在着，被人消受着。
简言之，王朔的文学上的成功，恰恰在文学之外。
这是王朔的幸运，又恰恰是他的不幸。
他制造的快餐如今很抢手，钞票像小河一样流进自己的腰包，而他的理想却是要开一个高级餐馆。
与王朔制造快餐的同时，还有一批作家开始纯粹精神的追寻，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是这一群人中的代表。
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困境，在为人类寻找一个在工业社会里已无处藏身的灵魂的居所。
这是一批坚韧的孤独者，命里注定在很漫长的时间内饱尝不被多数人认识，甚至遭受误解的寂寞和苦痛。
这一个时期成为历史之后，后人便只能看到，也只愿看到那几个高高的枝条。
这种现象，在历史的长河里已被无数次地重复过。
人类文化的奥林匹斯山，只用人类引以骄傲的精神创造砌成。
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王朔的将来还要进行几次蜕变，最终能成为哪个级别的选手，是难以预测的，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他自己。
英雄造时势是特殊的现象，时势造英雄才是普遍的结果。
王朔如果还没产生一点忧患感，仍醉心于快餐文化的创造，他被淘汰出局的一天，就不会太远。
鲁迅先生说从小康坠入困顿大抵可以看清世事的面目，王朔从困顿苦斗到小康，是不是也该有一些独到的感悟呢？
既然选择了做一群人歌手的职业，那就应该以对待职业的态度对待，唱出这群人真的心声。
对于王朔，这条路将是漫长的。
1992.12于北京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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