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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从《文汇报》等报刊上，看到了享受专栏作家待遇的邓高如的文章了。
如按作家的地域划分法，作为川籍人的邓高如，已紧紧站在流沙河、魏明伦、贺星寒这几个杂文家的身后了。
这种判断是在我读完他的杂文、随笔集《中国人的情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后，便在心里牢固地确认了的。
《中国人的情态》收入邓高如近年杂文六十余篇。
这六十余篇杂文，多半以针砭时弊破题，却又不囿于说问题，而是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究国人种种情态的成因。
如《说态》《组织行为》《锣鼓听音》数篇，针浮夸、讥实用主义，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颇有鲁迅杂文遗韵。
《说小人》《聪明累》《历尽风霜为花王》《野鸣》一类闲宜小品，秉林语堂等人遗风，却力求注入弘音正声，自呈别样风貌。
邓高如是不是想在鲁迅和林语堂间搭一过街之桥呢？我看这种努力是存在的。
生为蜀人，邓高如自然有蜀人天生般的幽默性情，一不留神，便有麻辣烫式的幽默泄出几多，使人忍俊不禁。
《神仙会提案》一本正经的反讽，《词判中洋人》正襟危坐式的研读，《梅花落》一咏三叹式的艾怨，只有蜀人在微醺时作的奇文佳构中才能见到。
扎实的国学底子，记者生涯磨炼出的锐利眼光，敦厚实诚的可信视点，决定了邓高如的杂文坚实而不瘦硬、淡泊而不脱红尘的风貌。
几十篇杂文，虽不敢称篇篇上乘，却以摇曳多姿的旋律，把人陶醉了。
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喻之，不为过也！
邓高如的杂文正处发展、成长的姿态之中。
这种姿态蓬勃旺盛，极富生命力。
以这种姿态成长，需要注意点什么呢？作为杂文的外行，我自然无力提出具体意见，但邓高如在该书前言里，这样夫子自道：“我撰写这些文章时，很有些像阮步兵乘坐的木车，走走停停，东摇西晃，随遇而安。”
这么做潇洒是肯定潇洒了，是不是该在一个度里潇洒呢？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一文里，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
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
这是毫不足法的。
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
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
“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不知邓高如对季公这种放胆之论以为然否？我作为他文章的读者，自然希望伸手能从邓氏盛珠之盘中抓住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来。
这是大家们共有的特征。
1998.11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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