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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阵容的大小，只能导致有限的量变，不能彻底改变质的构成。
柳建伟：记得你曾追寻过军旅小说由强势走向低谷的主要原因，指出过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一是战争生活体验存储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地跋涉；二是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关照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作品内涵必显出苍白和重复；三是作家学养的先天不足；四是作家成名后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
你的这些发言无疑是针对80年代末的军旅小说创作的。
我感到痛心的是到1998年，这些局限并没从根本上得到克服。
正是这些要命的局限的存在，致使90年代军旅文学的格局更嫌狭促，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衰微了。
这里面有深刻的教训值得总结。
朱向前：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商业环境的强化和政治环境的淡化的双重夹击，使传统意义上军旅文学的组织形态——集群运作方式和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色彩都出现了相应的“解构”
与淡化的趋势。
政治优势的丧失，使军旅题材在社会上再无特权可言，集团作战的不再，使写军旅小说中已经变成真正个人化的精神劳动。
近十年军旅小说的创作实绩表明，军旅小说家在这种社会转型中是大大落伍了。
柳建伟：不管日后如何评价十年来整个文坛进行的过激的文学革命中的王旗频换怪现象，但其学习和进取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比较而言，军旅小说到了90年代，出的只是保守主义面孔，与中国文学的行进潮头是渐行渐远了。
80年代出现的莫言、海波，放在全国文坛，其实验性和革命性，都算是弄潮儿的水准，90年代竟无一人在军旅小说创作上露出革命者的面孔，几乎全都在新写实的台阶上原地踏步。
时隔十年，全国中短篇小说恢复评奖，只有《父亲是个兵》一部军旅小说榜上有名，且作者一天军装都没穿过，军旅作家阎连科获奖，作品恰又不是军旅题材。
用不着论证，军旅小说创作肯定是出了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出现的军旅中短篇小说，称得上优秀的作品不多，堪称精品的可以说还没看到，和地方题材的中短篇相比，已经存在巨大差距。
长篇小说的情况，似也不能乐观。
就量而言，90年代出版的军旅长篇小说，是80年代的数倍，但在全国的格局中看，影响反不及80年代的军旅长篇。
80年代，毕竟还有《东方》《第二个太阳》两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毕竟还有《皖南事变》《两代风流》引起全国文坛广泛关注。
自然，这几部作品和80年代全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古船》《活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芙蓉镇》相比也还存在着距离。
90年代军内叫得响的长篇《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落日之战》《孙武》《遍地葵花》和《白鹿原》《废都》《雍正皇帝》《九月寓言》《尘埃落定》一比，差距只是更大了。
柳建伟：确实如此。
1996、1997年，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发起了两次集团冲锋，其中一次你还是领军之人。
这十几部作品我都粗粗细细地看过，具体质量高低姑且不论，它们在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上的相靠特征已经让我感到刺目，《美丽人生》《兵谣》《兵家常事》《诺言》和《遍地葵花》这几部相对突出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写80年代以前的这支军队，都采取一己式的叙述。
山东作家张炜，90年代出版四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柏慧》和《家族》，用的是四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着四种不同的生活层面。
这么一比较，作为一个军旅文学圈内人，我确实感到汗颜。
军旅小说创作进入90年代后，确实是哪里出了大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总体格局就是这样：与全国文学创作最主要作品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与读者的距离正在拉大，与同样急速变化的鲜活的现实军营生活的距离也正在拉大，军旅小说家群体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
柳建伟：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1990年以后，军队成长起来的全国性著名作家，只有阎连科一人。
这话听来有些刺耳，恐怕也有不少人愿持同调。
60年代前后出生的军旅小说家，大都在进入90年代后渐次引人注意，确实没有第二人取得阎连科那样的影响力。
赵琪在这一群作家中，要算是成果最丰的一个，但他还没挤入全国一流作家的行列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
朱向前：要弄清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哪些部位出了毛病，还需要做些定量的分析。
同时，还必须看到90年代军旅小说的独特贡献。
我个人认为，文学本来就是波浪形前进的，有波峰也有波谷。
80年代的军旅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一致性，那时出现的使洛阳纸贵的作品，能否经得起不断的重读，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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