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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伟：不要说能经得起不同时代读者的不断重读，能经得起同时代读者的重读已经是个很高的标杆了。
不过，这个问题太大太宽泛，一次对话怕说不明白。
还是具体谈谈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吧。
最近，王蒙等人对先锋文学以降的西化式文学运动作了反思性批评，他们认为按照文学史的惯例，一批新作家的崛起往往伴着对文学表现方式的新贡献。
但近十年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种种迹象似乎没表现出这种新贡献。
他们认为，目前更多的是文学题材重心的偏移。
都市生活的表象压倒了所有的表达，且都市小说的调子都相似。
这些小说创造了一大批大同小异的中产阶级或模拟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他们百无聊赖地玩着欲望的游戏，而潜文本却期待着阅读者对这种游戏姿态的意义的诠释，而实际上读者都没有这种解谜的耐心。
这种尖锐的批评，无疑是针对走到今天的先锋文学的，也很及时。
但我认为，更应该充分肯定先锋的、革命的姿态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尽管还没能结出让中国人欣喜若狂的硕大果子。
因此，我比较重视90年代军旅小说中那种体现更多个个体意识的一己化、个人化的表达。
这种表达，毫无疑问为中国的军旅小说注入了崭新的东西。
尽管我也清楚这些曾经给人一些新鲜感和亲切感的作品，经过多次多人人的复制，只会更多地显示出琐屑、无聊和自私，但我还是看重这个新东西。
阎连科的“瑶沟系列”
“和平系列”
，陈怀国的“农家军歌系列”
和刘静的《父母爱情》《寻找大爷》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们体现出的独立的意识。
朱向前：我基本上同意你的判断，但也有所保留。
我认为这些作品都存在视角单一、自传性太强、视野不够开阔、格局狭促等毛病。
同时这种太一己化的表达，和军旅文学应该具备的美好品格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弗兰德公路》《永别了武器》也是限定性的、个人化的表达，阅读感受则是两样的，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大气。
我只能说，这种姿态可以变成大气、深刻军旅小说的一个基点。
我比较看重90年代军旅小说中出现的对“农家军歌”
主题的发现与挖掘。
时值今日，我依然坚守我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做出的判断：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
，是相当长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
。
“农民军人”
这个理论问题是我在为陈怀国的《农家军歌》写的一篇评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几年来也引起了公开的和私下的议论和批评。
批评者常以“农民就是农民，军人就是军人”
“阎连科、陈怀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实质上只是农民”
等进行驳诘，我也不想争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军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由农民子弟组成主体，这是军旅小说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
军旅小说把着墨点放在农民军人身上，应该视作一大进步。
它表明文学对军队主体描摹的自觉。
有了这种自觉，聚焦点就容易找到了。
就个人喜好而言，我确实是喜欢朱苏进、海波等人的小说。
你不是还批评过我对朱苏进的评价过高吗？我记忆里，从未讴歌过朱苏进塑造的人物，甚至尖锐地批评过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用来诠释他的理念和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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