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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
“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
，这应该说是中国文艺政策的核心部分。
本世纪经历两次文化大汇流，当代的中青年作家都是改革开放后东西文化汇流的亲历者；十年前提出作家文化素养不够要学者化，过了十年，两个博士也读出来了；十年前觉得手法不够使，过了十年，把世界上曾经发明的手法都操练了一遍，该评八级工了。
平心而论，拿出《说文解字》来阐释文艺政策，也无法查到不希望《红楼梦》出世的意思，难道能说现在的中国比刚刚废除农奴制的沙俄时期的文艺政策还黑暗吗？我们的作家，总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懂得更多的艺术手段吧？从文化血脉上看，俄国彼得大帝时代还称不上有什么文明，而我们的文明，从《诗经》算起，也有三千年了。
结果呢，我们没有出现《战争与和平》，没有出现《罪与罚》，出了本《古船》还十年风波未息，出了个《白鹿原》，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连一声公开的叫好，就像天籁一样难以听到。
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国事到北戴河小憩时，不愿手捧一本《白鹿原》，而愿意去读在总体水准上绝对超不过十八年前国家领导人读过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大厂》。
去年夏天，我听到了一件发人深思的事。
说是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想找几本杂志看看，经办人审读多时，决定只把发《大厂》的一期杂志呈上。
如果呈上的是《白鹿原》，难道五十年代大学毕业，会弹钢琴、喜欢唱歌的江总书记会看不下去吗？《大厂》里表现的内容，他们了解得比作者不知多多少，深多少，他们用不着在休息时再重温这些。
二十多年前，电影《创业》遭批判，毛泽东御断，《创业》才成了“**”
期间创作的今天还可以谈论的少有的几部电影之一。
看来，确实有个上下沟通的大问题。
出版社和杂志社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何启治 这可是一篇放胆之言。
情况确实有点古怪，恐怕得请心理学家分析分析才行。
你的无物之阵是个好比喻。
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白鹿原》的终审人和责编之一，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迄今为止，我没有见到上级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重印着，照样受到读者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
今年五月在天津开会评“八五”
（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时，主持人也粗暴地不让提《白鹿原》，它连候选资格都没有。
我和千万读者一样，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广电部副部长不准把《白鹿原》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禁令。
后来，我从一个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中宣部某副部长在一次什么会上说了批评《白鹿原》、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的话。
然而，这样就真的把《白鹿原》晾起来了。
不管什么正式场合和活动，《白鹿原》成了一个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东西，都不敢碰了。
毋庸讳言，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影响到了我们的全面工作。
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凭着良心和良知，一致把“人民文学奖”
授予《白鹿原》。
柳建伟 我认为，这种不知道可称作什么效应的现状，是中国文学无法像大鹏一样振翅高飞的最主要的原因。
设法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要比谈什么现实主义冲击波有意义得多。
你们社作为权威出版社，为改变这种局面而作的艰难努力中，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因为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你们一直是晴雨表。
许多作家都清楚，如今经是好经，担心的倒是歪嘴和尚。
就我有限的观察、阅读，我发现除了出现像“**”
那样全面的民族灾难，人文社都会做出惊人之举。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除历史题材小说和现代主义的中国化小说外，所有的沉闷都由你们打破，所有的新天地，都由你们开创。
借用流行的体裁划分法说，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第一批成熟长篇，都诞生在你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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