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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本，植入20世纪新观念、新手法的成熟的长篇小说，也诞生在你们出版社。
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自身的主旋律。
我以为，自建社以来，你们便是这个主旋律的领唱人，甚至包括“**”
时期。
你们奉行的出版方针，你们的编辑思想，应该算作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语境中的中心词汇之一。
何启治 历史和传统确实是两个有打击力的词汇。
人文社现在可以说是握有这两个词汇的出版社了，它对创作的影响力确实是不容怀疑的。
人文社自建社起，可以说就确定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办社方针，也就是说要出版那些能表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大书，倡导的自然是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道路。
“**”
前十七年如此，“**”
后的二十年更是如此。
在创办《当代》杂志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直面人生，贴近现实”
。
对照一下1988年和1996年《当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就可以看出这个八字方针执行的情况了。
1988年发表了《衰与荣》《商界》《大上海沉没》，1996年发表了《栖凤楼》《大都会》《我是太阳》《人间正道》。
“直面人生，贴近现实”
的特色可谓十年一贯。
关于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记得周扬曾说过这样一些话：树什么榜样很重要，文学的领导工作者提倡什么，经常会影响整整一代作家。
我们社不是什么文学领导机关，但也有如你分析的创作导向作用，所以也就责任重大了。
然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个出版社尽管有一部书的生杀大权，尽管有靠几代人的血汗辛劳铸造出来的可信赖的金字招牌，但对创作的影响总归是有限的。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出版社有主管单位，不可能不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一个是出版社面对的作者是受了社会方方面面影响的，有时候难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叹息。
第一个原因用不着再多解释，我就对第二个原因再说几句。
人文社这几年也感受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力量，也推出几部有分量的相当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
然而也许是1993年《白鹿原》把口味吊起来的缘故吧，我个人对这几部作品还不是完全满意的。
就拿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来说吧，从弘扬主旋律的价值而言，那是足抵“三驾马车”
的全部走红中篇了，也赢来了一片叫好，但它从整体上没有全面超过八九十年代同类作品，缺憾也很显眼，文化底蕴不足，内涵单一，最致命的缺陷是三十万字的长篇竟不涉及主要人物的情感生活，让人联想到样板戏，也是没办法的事，全书也没有塑造出堪称为典型的、血肉丰满的人物。
从销售情况看，《人间正道》还不如差不多同期出版的《我是太阳》，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是太阳》的成功在于它以历史事件衬托生命的辉煌和无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关山林、乌云这两个血肉丰满的形象。
读者心里也有一杆秤啊！
对于人文社来说，《白鹿原》仍在断断续续地加印，那它就该成为一个标杆，它趟过去的地方，应该算是安全区吧。
柳建伟 谢冕先生最近也谈到了时下走红作品的人物形象问题，他很伤感地说：“读了几篇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很遗憾没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突出的和个性化的。
那些有趣的事件讲过之后，人物也跟着消失了，没有阿Q，没有孔乙己，甚至也没有三仙姑和李双双！
我们的作家要不是创造性的衰退，那便是太漫不经心了。”
何启治 短篇小说不着力写人物或可原谅，我总认为长篇小说没有性格鲜明、突出，形象血肉丰满的人物，恐怕不能说是成功的。
《古船》中的赵炳、隋抱朴、隋含章，《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白鹿原》中的白稼轩、小娥、朱先生、黑娃，堪称典型或准典型。
典型人物是长篇小说的灵魂。
西方现代长篇经典我细读的不多，是不是人物已经无关紧要了？
柳建伟 近十几年来，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误读太多，最大的错误就是对经典的现代主义文本中塑造人物的努力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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