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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国新小说强调把一切都物化了再写外，人在西方文学中的中心地位丝毫没有削弱，文论中虽不再强调塑造人物的重要，但并非是人物在小说中已无关紧要，而是默默继承了19世纪塑造人物方面的遗产。
看看在中国影响最著的几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便知道他们的声望的久经考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为世界贡献出了更具概括力的新的典型人物。
《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已经成为非英雄的同义词；《诉讼》中的K在揭示西方现代人生存境况方面和著名的戈多一样有力；《喧哗与**》中的杰生·昆丁和凯蒂虽放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下不觉新鲜，但他们都是美国文学的典型人物。
现代主义大师如何对待传统，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表达得最明白，圣伯夫当年不但看走眼了于连，而且几乎看走眼了巴尔扎克的所有典型人物。
由这个话题引发，我想向你提个问题。
客观地说，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还是有人修成了正果的，长篇小说也有相当成熟的作品，比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
但这样一批人，却鲜有人在人文社出版长篇。
作家们，特别是现代主义奶吃得多的，更愿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精神的，大都认为人文社可以接受改良主义者，却不能接受激进的革命者。
你认为这种情况存在吗？
何启治 这是一种误解，对人文社编辑思想的误解。
我们早就是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了。
对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们并不排斥，但我们不负责提供试验田。
我们要的是那些把现代主义的精神融入了现实主义主体的作品，像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家族》。
这么说是基于对中国文学的现实和未来的判断，是基于对时代本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在五十年内，中国的文学主体仍会是现实主义。
原因很简单，物质决定精神，纯粹现代主义的物质基础在相当长时间无法建立起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对严肃的文学探索和借鉴，我们却是一直提倡的。
1989年我们就发表并出版了《大气功师》，我在编者按中已阐明了我们对这种尝试的态度。
近几年，当探索和借鉴整体降温后，我们却出版了两辑“探索者丛书”
，比如出版了《赤彤丹朱》《疼痛与抚摸》《城市白皮书》《新西游记》等，还准备出版科幻小说《廿五世纪的人》和被有的人称为“中国《神曲》”
的《喜玛拉雅》。
就是对刘震云、张承志、苏童、余华的小说，我们多年来也是相当关注的，而且至今不改初衷。
至于是否有具体的收获，就要看今后的机缘了。
总之，大王旗频换了十年，差不多也该水落石出了。
人文社和《当代》不是只愿听关东大汉唱大江东去，一听小姑娘用吴侬软语唱晓风残月就塞耳朵的莽汉。
柳建伟 编辑的个人审美偏好，出版社的辉煌业绩，可能是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
何启治 你只说对了一半。
编辑的处境很尴尬，不敢放纵自己的审美偏好。
一个作家可以拒绝写女人，照样可以得到承认甚至荣誉，一个编辑如果拒绝编写了女人的作品，只能是笑话。
坦白地说，由于年龄、性格、学养和经历等缘故，我对现代主义的东西，就不如对现实主义的东西那么喜爱。
如果我只是个读者，我完全可以无视现代主义的存在。
然而我却是个编辑，就必须学习现代主义，至少能学到可判出真伪高下。
编辑读书稿，更多的是为读者读的。
更坦白地说，我喜欢《新星》，对《大气功师》就不大相投，但我却又要满腔热情向读者推荐。
我个人认为《九月寓言》在总体上不如《古船》，《家族》总体上也未必比《九月寓言》更好，但我还是为刊发《九月寓言》尽了最大努力。
1995年夏在《长江文艺》的笔会上遇到张炜，听说他写了长篇新作《家族》，我连稿子还没看，就答应把《家族》拿到《当代》全文发表。
当然，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使张炜失去了十万元的巨奖，但却使一个重要作家的、创作历程更加完整而有意味，也使重要的文学期刊《当代》弥补了当年不得已失去《九月寓言》的遗憾。
以上算是粗粗解剖了一个编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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