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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伟 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吧。
我相信你的这番解剖和解释，对沟通某些作家和出版社间可能存在的看不见的隔，会大有益处的。
何启治 我当然希望中国的所有优秀作家都和人文社和《当代》建立成熟的伙伴关系。
面对八面来风——编辑、出版者的存在境况
柳建伟 这恐怕只能是一种希望。
何启治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没说。
柳建伟 什么话？
何启治 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人似乎更讲究个道不同不相与谋，勉强搞出一个大联盟肯定也不会长久。
“五四”
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历来少大一统的时期。
“左联”
成立前，有文学研究会，有创造社，有新月社，有语丝社，几足鼎立，不是发展得都不错吗？哪一面旗帜下不都走出了优秀作家。
只要和平共处，不搞那些非艺术或者少艺术的论战，徒耗精力，多元化格局肯定会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柳建伟 我觉得自“左联”
以后，中国的文学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了。
出版社，杂志社，在解放后也成了一个个单位。
单位是20世纪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它的最显眼的特征，一是要笼罩在一个更大的单位下生存、发展，一是不管大小都一律社会化了。
这个问题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每个单位必须面对职能不单一的现实。
出版社也有这样现实需要面对，已经与同仁刊社有了质的分别。
我想出版社体验当下中国的各种困惑一定也感到心力交瘁，这不能不影响到编辑、出版的方方面面。
何启治 这种问题怕不是你我能提出解决办法的。
离退休人员问题，住房问题，各类技术职称的指令性计划问题，甚至包括计划生育问题，都影响着编辑出版工作。
鲁迅先生说得精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只要是中国人，大抵能想象出生存和温饱的全部内涵。
不过谈生存和温饱，已偏离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还是说说直接对长篇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发展问题吧。
柳建伟 自从江总书记提出抓三大件，长篇小说创作迅速升温。
一个党的领袖、国家元首，亲自关心长篇小说的创作，应该说是为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几年过去了，这项指示在落实的过程中似乎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偏差和问题。
我有个感觉，这种做法像是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场长篇小说创作的运动。
这既有违艺术创作规律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走势是背离的。
何启治 抓长篇小说创作不能搞运动，更不能搞摊派。
已有清醒的有识之士担心长篇小说创作可能会出现1958年大炼钢铁的悲剧。
作为一个老编辑，我很能感受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诞生的艰难。
《古船》和《白鹿原》的成书从写作初稿到修改完成定稿都在两年以上，这还不算动笔前作者在生活、思想、艺术等方面的酝酿和准备。
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是瓜熟蒂落的产物。
柳建伟 作家产生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要动用几乎全部的生活积累，如果注入催生素，写出的东西肯定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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