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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由知！
像噩梦惊醒般，《颓败线的颤动》中，所有矛盾汇集整合并于“老女人”
的绝望中发散。
《死后》之后，艰难的自我追寻过程终于凝结为绝望的抗战的“这样的战士”
、“真的猛士”
、被爱人呵护的“腊叶”
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蓟”
上，重新回到生存的主题。
一年多后，鲁迅为《野草》写下《题辞》，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发出新生的呼喊：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40]
生死的辩证意味着经过生命的追问，参透了生的真谛。
通过走向死亡，鲁迅终于穿越绝望，获得新生。
五、杂文的自觉：文学行动的最后抉择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在内向型《彷徨》和《野草》写作的同时，一种新的外向型写作已悄然开始。
随着卷入女师大事件，鲁迅的杂文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两个不同文本中的鲁迅，一是《彷徨》《野草》中自我挣扎与疗伤的鲁迅，二是《华盖集》中挺身而出、所向披靡的鲁迅。
《野草》的追问与女师大事件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野草》中自我问题的清理促进了重新步入现实的步伐，反过来女师大事件也促进了《野草》追问的进程。
如果说《彷徨》——尤其是《野草》的追问意味着鲁迅尝试通过对旧我的清算走出了第二次绝望，那么，论战的杂文说明，一个以杂文为武器的行动者鲁迅，已经产生。
鲁迅放弃小说转向杂文，常引起人们的惋惜和非议，在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中，他也偶尔略作回应，强调“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
[44]，“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
[45]，“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46]，并自觉与所谓“创作”
“文学概论”
“文学史”
等拉开距离，称“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
[47]，“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
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
[48]。
可见其转向杂文，背后有着不想明言的定见。
鲁迅后期转向杂文，基于杂文的自觉，与《野草》的追问相关，《野草》追问的终点，其实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
《野草·题辞》宣告第二次绝望的克服，同时也是宣告杂文时代的来临：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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