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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强调，像陈天华提倡的那种“文明排外”
也是应该杜绝的。
190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单纯打击外国教会的斗争大大减少了。
在各地群众自发的斗争中，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饥民聚集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反抗清廷的“新政”
。
由于生活已陷于绝境，人们不得不为谋求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
杭嘉湖地区本来是富庶之乡，但在宣统元年（1909年）遭受天灾后，当地农民要求免征漕粮，政府方面拒绝了请求，处理不当，因而引起了暴动。
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农民“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
。
一年后，抢米风潮又席卷湖北、奉天、安徽、江苏等省，最厉害的当数湖南长沙。
1909年，宣统登基。
洞庭湖滨各县水灾非常严重，“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
。
本来，湖南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粮食运销外省，也是当地重要的贸易。
发生灾荒后，外国商人仍然想把手头的粮食运出湖南省。
这些人贿赂了湖南巡抚岑春煊，不但继续运粮出省，还通过长沙的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继续深入湖南的产米地区进行收购。
一方面是洞庭湖各县的水灾，另一方面是大量粮食经过湘江陆续运走，因此长沙一带粮价猛涨，由平常每升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十文。
饿殍遍地，长沙四乡农民不得不“吃排家饭”
（也就是吃地主大户，强行要求对方提供食物），饥饿的灾民拥入省城，以求得基本生存。
1910年三月初，粮价继续攀升，涨到八十文一升，民怨沸腾。
眼看形势就要失控，岑春煊的第一反应不是开仓放赈，而是派官员分赴城郊弹压群众。
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这些人，叫骂声不绝。
三月初四，进城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流民都聚集到巡抚衙门前。
泥水匠发挥了工作特长，带头拆毁了衙门前的辕门、照壁，并且试图冲进内堂。
眼看就要出大事，岑春煊下令担任保安工作的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百姓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暂时保证自己的巡抚衙门不至于“失守”
，但饥民们仍然在市区内继续抗议。
他们将城厢内外的碓坊、堆栈中的粮食全部洗劫，并且第二天又重新出现在巡抚衙门，点燃了衙门的木结构房屋。
这时，官兵又开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
在极大的愤怒中，外国商船和洋行肯定无法逃过劫难。
老百姓都知道，洋商勾结官方运米出境，是造成这次米荒的主要原因。
偏巧停泊在湘江的外国兵舰的炮口对准城内，这让湖南的饥民们气不打一处来。
一气之下，这些人各自分头去捣毁外国人的财产。
英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美孚洋行，德商瑞记洋行，日商三井、东信等洋行的办事机构和码头、趸船、堆栈等设施全被袭击，法、英、美等国的教会房产也难逃厄运。
由于镇压不力，岑春煊不得不宣布下台，由原任布政使的庄赓良继任巡抚。
庄赓良上任后，首先整顿了本省军队，清廷从湖北调去两营巡防军队支援，并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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