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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皮茨”
号的威慑力如此之大，以至影响到英国本土舰队的部署。
1941年12月，皇家海军为了防备“蒂尔皮茨”
号，让航母“维多利亚”
号留在英国港口，而放手让战列舰“威尔士亲王”
号和“反击”
号独自前往马来西亚。
结果两舰遭到日本俯冲战斗机的袭击，双双沉没。
在德军控制下的阿姆斯特丹，为了寻找足够的燃料煮熟土豆，人们开始撬铁路的枕木，拆防空洞里的横梁，甚至挖出城市广场下路基里的小煤块。
1944年，一位荷兰记者写道：“一大早或太阳落山之后，你能看到受人尊敬的先生们爬进公园和花园，爬过小路，游过运河，打量着一切可燃的材料。”
但对清朝末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民族生活的贫苦。
很少有人想到，这可能成为一次革命的原动力。
他们中不少人都无可奈何地认为，清朝政府就是一个立方体，如果推倒了，不过是另外一面着地。
西方人认为，影响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因素，势必引发革命。
比如，他们笃信冰雹和干旱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四十厘米的冰雹持续落进农田。
英国驻法国特派大使的报告中详细提到了这些天象。
雹灾后的第一年，面包的价格飞涨。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面包的价格最高。
法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浇灌他们的庄家，《马赛曲》中唱道：“……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GeesLefebvre）这样介绍：
1787年，土耳其打击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以及俄国军队后撤，在波兰留下的混乱，减少了对东欧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出口，同样造成了法国工业的萧条。
总之，所有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损害，因为1788年西欧到处都收成不好。
因此，当生活费用急剧上涨时，失业到处蔓延。
工人的工资也得不到增加。
在最好的时候，增加工资亦十分难得。
据估计，1726至1741年间和1785至1789年间，物价上涨了65%，而工资仅仅增加了22%。
1789年，一名巴黎工人平均每天赚三十至四十苏，为了维持生存，每磅面包的花费不少于二苏。
7月的上半月，面包价格比这个数字上涨了两倍。
在外省，面包的价格更高，每磅达八苏。
市政府因为担心巴黎发生骚乱，毫不犹豫地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在这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谷物。
自路易十四去世以来，面包价格从未如此之贵。
谁能怀疑这种苦境与当时人们的暴动热情之间的联系呢？1789年4月28日，一场可怕的暴乱被子弹镇压了下去。
这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领导者清楚地知道，人们对食物的渴求是无法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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