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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和民众摩擦不断。
从1852年开始改建巴黎的市长欧斯曼（GeesHaussmann），把巴黎的老城区道路改得又直又宽。
除了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还为镇压市民起义提供便利：开进部队很方便，且便于炮击。
欧斯曼本人曾说：“炮弹不知道右转弯。”
年轻的历史学家卡迪（AlexandreCady）认为，欧斯曼的改建破坏了社会的结构，把小工业者、商贩和小业主全都赶到没有公共设施的郊区去了。
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概念几乎不存在。
在最为主要的街道上，无须政府下令，当街的商家会各扫门前雪，保持治安和卫生上的整洁。
此外，几乎是自由发展。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Grant，UlyssesSimpson，曾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环球旅行归来，有人问及旅途中最深刻的事情，他回答说自己所瞩目的最奇特事情是——一个中国小贩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犹太人逐出了竞争范围。
格兰特没有透露，这是他在何地看到的情况。
大多数外国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深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只会考虑吃饭问题，实际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而不愿对官僚说三道四。
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赫克（EvaristeRégisHuc）回忆说，1851年道光帝驾崩时，他在一家客栈饮茶。
这时，他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争论，看看人们究竟如何看待道光帝的三个儿子。
结果人们听到这话题后，没有任何反应，继续抽烟喝茶。
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走过来，像父亲一样说，大臣拿钱做这事情，我们何苦劳神呢，然后说，茶凉了，烟也要添了。
这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的态度，震惊了西方人。
但是，假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涉足的地界更多，能了解的中国就会更全面。
中国人的不满和抵抗，最先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传教士。
1907年9月，光绪帝发布上谕说，“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
，“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
。
一个月之后，皇帝又像一台留声机一样重复回放了一遍，新的上谕又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
这里说的“乱党”
、“匪徒”
，除了革命党以外，还包括起来自发开展抵抗的民众。
在此之前，光绪对连续不断发生的教案感到“遗憾”
。
他说：“近年来各省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仍复在所不免。”
1905年，广东廉州（今广西合浦）美国人办的教堂被民众焚毁，五名教士被害。
这一年，建立在巴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法国教堂又被攻陷了。
此后两年里，江西南昌、饶州（鄱阳）、南康，河南西平，福建漳浦，四川开县等地，民众都聚集起来围攻教堂。
民众认为传教士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饶州的民众以“洪莲会”
的名义，进行各种仇视洋教的活动。
这些人集合起来，跨省进入安徽徽州（今歙县）境内活动。
河南西平有一大帮人树起反对洋教的旗帜，开进嵖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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