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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大众化方式讲解佛教经文的“讲经文”
形式，是“俗讲”
的一部分。
从公元4世纪开始，一些特定的庆祝活动会举行这样的“讲经文”
。
后来，这一形式也可以由信众捐出一定的费用后定制。
不久后，道观也开始举行类似的“讲经文”
。
但被收录在类似《法苑珠林》这种佛教类书里的大多数志怪小说都并非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故事，而是纯粹的中国小说。
不过，这并不影响那些源自印度并以中文传播的佛教叙事文学的流传。
所有的本生故事的译文都属于这类文学，它们对民族叙事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外，有资料显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有印度教的叙事素材传到中国。
[142]
除了大量讲述佛陀释迦牟尼前生事迹，以此说明因果报应的本生故事之外，还有大量的佛教譬喻被译成中文。
[143]这些譬喻（即阿波陀那）为的是更加形象地解释各种教义内容。
从时间上看，收录佛教譬喻的经集的时间要早于粟特僧人康僧会（卒于280年）翻译首部收录91个讲述释迦牟尼本生故事的《六度集经》。
这些经集最早的有收录了12个故事的《杂譬喻经》（出现在公元186年之前）以及收录了32个譬喻的《菩萨度人经》，其他收录佛教譬喻的经集有《旧杂譬喻经》，这部由康僧会在公元251年到280年间翻译编录的譬喻集共收录61个故事，而由比丘道略（生活在约公元400年前后）集的《杂譬喻经》中收录了39个故事。
同为道略辑录的《众经撰杂譬喻》中共有44个故事，这些故事用的是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的译文。
[144]
收录佛教譬喻最多的《百喻经》被认为是由在公元480年前后到达中国南方的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翻译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以许多已经存在的譬喻集为基础。
这部譬喻集之所以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辑录，而是有了塑造一个叙述编辑者的意识，并采用了统一的叙述模式。
这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叙事艺术最早的重要实例之一，并受到了后世人的推崇，包括在1914年购得了新出版的《百喻经》的鲁迅。
这些佛教故事的教化特征影响了中国的志怪故事以及对这些故事的编辑整理，使这些故事也具有了教化的性质。
也有一些源自印度的传说在中国志怪故事风格的影响下改变了模样。
例如段成式（803—863）就曾在他的《酉阳杂俎》中提出，《续齐谐记》里路边书生的故事应该是源自一个佛教故事。
这个故事的题材是“被吞掉的娇娘”
或“被吞掉的娇娘和情郎”
，康僧会的《旧杂譬喻经》中也有类似的题材。
向这个故事演变的一个中间阶段是收录在《太平御览》（卷三五九）中的一个由荀姓作者所作的《灵鬼志》，这个故事还带有外来的特征。
艾伯华曾经论述过这个童话题材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形式。
[145]
在六朝时期，人们习惯将鬼神思想以及认为恶行会受到超自然力量惩罚的观点与佛教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志怪故事被归在佛教故事之中，颜之推的志怪故事集《冤魂志》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集选择志怪事件的唯一标准，就是那些被谋杀或被含冤处决的人会化成冤魂回来复仇。
[146]《墨子》《左传》和其他汉代之前的著作里都有这样的故事。
周代的故事中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仇元素：冤魂或用棍子打死害人的人，或用刀刺死他，用箭射死他，逼他服毒，跳进他的嘴里使他窒息。
有些时候，冤魂只要出现，就会让人死去。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中国志怪故事可以分为三大类：在遭遇困境或危险的时候向神，并且经常是向观音菩萨请求帮助；讲述虔诚的意义，通常会指明因果报应，或用到中国传统风俗观念；僧人或俗人的高尚行为及其影响，这一点会通过他们的超凡能力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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