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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学者间并没有太多共识，不同训解传统的追随者之间，以及汉学和宋学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
最后，每个学术传统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可以说当时是各家争鸣的局面，这在后来的中国应当是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114]1829年，在广东刊行的《皇清经解》是对十七八世纪经学的全面概括，全书分为1400余卷，搜集经学著作70余家，180余种。
这部作品要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纳兰性德（1655—1685）辑唐宋元明诸家经解并加以汇刻的《通志堂经解》。
[115]
推动清代学术专门化的是政治实践与文学实践的日益分化，以科举入仕的机会逐渐减少，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没能当上官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在国家或私人资助的纂修工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比如，宋荦（1634—1713）在出任江苏巡抚时，召集知名学者于幕下。
他命人重建某宋代学者在苏州的避暑居所，并举办文学活动，扶植后进。
此外，他还设立图书馆，藏书十万余卷。
关于江宁织造曹寅（1658—1712），我们知道的是，他对罕见的书籍感兴趣，且自己资助刊刻那些装潢繁复、部分有插画的书籍。
由于清初禁止书院和知识分子结社，对许多学者来说，官吏和商贾的资助是仅有的安身的可能。
17世纪最知名的资助者是来自江南昆山（今属江苏）的徐乾学（1631—1694）和徐元文（1634—1691）兄弟。
他们是明代遗民顾炎武的外甥[116]，但与其舅父不同，他们接受了清政府的聘用。
比如，徐元文（自1679年起）与其兄徐秉义（1633—1711）自1684年起奉命编纂《明史》。
这项工程在京城进行，有许多在1679年举办的专门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江苏学者参与其中。
同样出自这个时期的还有辑录1375种古体文章的《古文渊鉴》，于1685年至1686年间编注成集，后被译成满文，徐乾学应当参加了它的编选工作。
这本选集效法经典，内容以教化为主，自19世纪起，其地位逐渐衰落。
而同样依年编次且多有评注的《古文观止》却流传甚广，直至近世，仍被用来学习古文。
徐乾学虽推崇朱熹的学说，却因其学术工程间接地成了后来汉学的推动者。
他在编修《大清一统志》时提拔过的学者包括经学家、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阎若璩（1636—1704）、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而刘献廷（1648—1695）因这项工程成为京城最知名的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
清朝时，150余项国家工程使科学得到了发展。
在这些工程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学者在工作之余还常可以专注自己的爱好。
若干出自这些工程的作品由1673年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印。
修书处也进行彩色套印，刊印时使用活字。
[117]不只经解和正史在这里刊行。
1728年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内容繁复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凡万卷）也在这里排印。
为此，修书处造了超过150万个铜活字。
其他大型工程，比如《佩文韵府》和《全唐诗》，则在曹寅主持的官书局扬州诗局印行。
最浩大的工程是《四库全书》，由纪昀（1724—1805）主持编修，360余名学者参与，另有几千名其他协作者。
[118]1772年二月，乾隆帝诏令各省督抚于管辖地内搜集珍稀的书籍送至京城，也请藏书家进献所藏书籍。
纂修由此开始，并于次年三月成立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
22年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编成书，对10250余种作品分别撰有提要。
其中，3593种作品重新刊印，刊本共332卷。
这项工程当然有其弊病，清廷于18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执行审查举措，其间，禁毁了2400种著作，抽毁窜改者几百种。
[119]所以，这项工程不只是清朝推动学术和书籍业的最好的范例之一，借此也可窥见当时仍非常不自由的思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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