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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四库全书》和录存名目这样的工程有着古老的传统，秦始皇和多数中国的统治者都是这种传统的承袭者。
他们总想保持对思想界，特别是对印行文字的控制。
同样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还有刘向、刘歆对经典的校订和阐述，以及王尧臣（1003—1058）等编辑、于1041年刊行的《崇文总目》，书名出自开封宫廷藏书处崇文院。
1126年，崇文院因女真人的进犯而几乎全部被毁，后于南宋临安尝试重建，其结果体现在1177年至1178年间刊行但已亡佚的《中兴馆阁书目》中。
由这些国家工程也可以看出，拥有卷帙浩繁的藏书和最著名的画作是各朝各代合法性的根本构成部分。
这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自汉代起，一直延续至20世纪。
当然，文学也总让这些学者得以放松，并减轻了他们思想上的负担。
许多因纂修而得到提拔的学者在闲暇时以多种方式进行写作。
有些撰写笔记，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它是《夷坚志》后内容最丰富的志怪故事集。
[120]对教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还有提督学政，任职者中不乏响亮的名字，最知名的代表估计是毕沅（1730—1797）和阮元。
宋以来，致力于培养和宣传新儒家道德的书院与国家教育机构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
宋明书院的目的主要在于培育有魄力的品行端正的政治领袖，因此，道德教育及经史之学处于中心地位。
明末，书院数量显著增加，它们不再只是教育和思想讨论的场所，也为政治党派的形成提供了环境。
当时最重要的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主的社团是东林书院[121]和复社。
清政府虽竭力阻止或禁止政治结社，但还是有许多学者结成文社。
比如，顾炎武[122]曾参加于1650年成立的惊隐诗社，其成员创作的关于明朝的文章遭到政府追究，诗社不久遂陷于困境。
其他社团还有阎修龄（1617—1687）为培养其子而创立的望社，以及黄宗羲与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创办的讲经会，其研究包括《尚书》真伪的问题，这是清代经学讨论中最流行的问题之一。
清政府一开始对书院和结社充满怀疑。
1652年起，清政府曾在短时间内禁止创立书院。
但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清政府在1713年至1715年间颁布法令，准许开办义学。
1733年，雍正帝最终准许创办由国家控制的书院。
在这些新的以应举为目的的书院中，学生主要练习的是八股文。
作为对这种死板方式的反应，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专门以研究经史为目的的书院。
17世纪和18世纪的散文
我们有关明代文学的知识也几乎都来自清初这些学者的著述，比如黄宗羲编的今存482卷的《明文海》。
除了如归庄（1613—1673）、顾炎武、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角色而闻名的侯方域（1618—1655）、邵长蘅（1637—1704）和全祖望（1705—1755）等奉行的古文，在清初，骈体文也得到复兴，代表包括尤侗（1618—1704）、陈维崧（1625—1682）和毛奇龄（1623—1716）。
但这些作者中的多数只摹仿古代楷模，所以他们被称为六朝派或晚唐派。
只有袁枚是个例外，他用骈体文写成的那些文章独具个性。
影响18世纪散文的主要是桐城派，其主要代表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79）和姚鼐（1732—1815）均来自桐城，并因此得名，这一派要求复归先秦两汉及唐宋的文风。
桐城派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成员所作的文章，而在于他们所编的文集，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
但自18世纪末起，有些学者明确反对桐城派生硬拘谨的风格，其中包括经学家阮元以及来自杭州的诗人、学者龚自珍（1792—1841）。
清代真正有开创性的作品出自文言小说领域。
这里要提及的主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该书对文言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还有文白相间的长篇小说，其中首先要提的是曹雪芹（1715—约1764）的《红楼梦》。
白话小说在17世纪中叶已达到顶峰，文言小说此时也取得初步成就，但若暂不考虑个别的作品，比如1664年刊行的陈忱的《水浒后传》，长篇小说的时代实际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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