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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60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
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
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
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
军事武器30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50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100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100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100年。
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清朝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郭嵩焘装睡，以明哲保身。
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5
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
清朝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
有人骂他已中“洋毒”
，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
，向朝廷打小报告。
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
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刘锡鸿并非看不到英国的先进，他曾感受过火车的神速，连连慨叹英国这么富强，真不是盖的。
但他做人做官，都相当滑头，深谙迎合之术。
明知火车的厉害，他仍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反对发展铁路，让清廷修筑铁路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刘锡鸿的做派并非孤例。
这是大变动时代思想繁杂的一个侧面。
清政府考虑到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公开化，内耗日甚一日，最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治罪，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还乡，从此远离政坛。
历史如果容许假设，当初许景澄要是答应郭嵩焘的邀约，一同出使英国，那就没有刘锡鸿什么事了。
如此，郭嵩焘的命运是否会好转呢？
我们只知道，在大变革时代，每个有抱负的人，命运总是笼罩一层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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