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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洋务时代的来临。
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
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受到西方冲击，从而做出回应的过程。
这种回应，就是向西方学习，从机器、实业到制度、文化，哪个地方出的洋务、实业人才多，哪个地方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基本上，中国最早的洋务派都是军功人才转型而来的，江西没有什么“中兴大臣”
，在这方面相应也落后了。
在这样一个靠军功和洋务说话的新时代，江西的精英到底在干吗呢？忙科举啊。
美国学者有一个观点，近代中国不行，恰恰是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太牛了。
这叫文明的包袱，也叫传统的禁锢。
江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
科举越是成为江西的优势项目，他们就越不愿意放弃。
19世纪后半期，江西的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
可惜的是，当时江西人所兴之学、所读之书，仍是传统的那一套，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基本背离。
太平天国战争那十几年，科举考试中断了，这对江西人来说，那种痛苦简直难以名状。
所以，战乱一过，江西人口虽然锐减一半，但科举人数却呈现一个空前罕见的**，成为全国唯一科举生员人数不降反升的省份。
还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江西人对传统科举的趋之若鹜：太平天国后，全国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人数约为53.3万，其中江西就达5.8万，占全国总数的10.8%。
除了八旗子弟，江西位居全国第一。
你看，当时代潮流已经转向军功与实业的时候，江西人的兴奋点仍旧停留在传统的科举功名上，这还怎么与时俱进？
江苏、浙江这两大科举强省，在晚清的科举成绩也很炫目，但这两个地方地处沿海，受到西方冲击的力度更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科举出身者更善于自我调整，更乐于接受新事物，因而产生了状元实业家张謇、进士出版家张元济等牛人。
相比之下，江西传统精英的泥古不化，还是挺可怕的。
整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期间，江西境内既无传播新思想的报纸，也无介绍、研究西学的书籍。
难得出了几个新式人才，也基本在本省无所作为。
比如瑞金人陈炽，他的《庸书》《续富国策》等宣扬维新思想的书，在外省反响巨大，多次重版，但在本省却不能出版。
再比如修水人陈宝箴，是晚清少见的开明督抚，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湖南，把湖南的维新事业打造得有声有色。
相比之下，近代江西历任大员中，多为顽固守旧、庸碌无能之辈，对洋务、维新事业不仅不予扶持，反而严加抵制。
期间虽也有沈葆祯、刘坤一这样的洋务官员主政江西，但因其主要致力于镇压太平军和奔波于防军救灾，并未把江西带上近代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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