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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但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
。
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不仅有摊派式的劝捐，还有强制性的厘金。
厘金最早也是因应军费开支而起，一旦征收就停不下来。
江西是全国较早征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征收税率远远高于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
清政府对厘金税率的规定是“逢百抽一”
，即1%。
但江西起初是征收2%，后来一路加码，加到了10%。
时人说，“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
。
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征收的厘金，占到了全国的11%。
最要命的是，针对江西士绅的捐输，针对江西商货的厘金，搞得当地各阶层苦哈哈，但最终没有一毛钱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江西平均每年的厘金收入是100万两左右，这笔收入的分配是这样的：上交中央占掉35万两左右，军费开支占掉30多万两，其他费用占掉30多万两，剩下用于本省的比例不到1%。
有历史学者因此认为，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的各种财政需求，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工作，导致社会经济恢复缓慢，终于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对江西来说，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制度性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基本决定了本省的衰落不可逆转。
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商路与贸易重心转移，堪称江西没落的历史性悲剧。
这个趋势与战争、摊派、重税对江西的敲骨吸髓几乎同步进行，简直是雪上加霜。
具体来说，鸦片战争以前，江西南面依托广东，北面连接内地，是内地商货集结南运广州的一大干道。
赣江上形成一些繁盛的商埠，经济总体比较发达。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加上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赣江的重要性一去不返，传统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江西一下子从经济干道变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被抛离了地缘优势的江西，近代以来眼睁睁看着东南沿海一圈省份的崛起，自己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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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江西在宋、明两代的辉煌，其在近代的黯淡，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
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这几个字说起来轻松，对当时人而言，真是血淋淋的转变。
最明显的转变，至少有两个：一是军功时代的来临。
乱世之中，动不动就跟外国人宣战，还有国内此起彼伏的造反叛乱，军事人才显得尤其耀眼。
众所周知，湖南就是凭借湘军崛起，军政人才辈出，几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国运。
江西恰好相反，军政人才奇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江西所向披靡，正是因为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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