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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病逝后，刘禅采纳他临终的建议。
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领益州刺史，后又迁大将军、大司马，开府治事。
所谓开府，就是建立府署，自选僚属，这是少数高官享有的特权。
钱穆先生曾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提出一个“二重君主观念”
的概念，是指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政治格局，皇帝与臣民是第一层君臣关系；有权开府的官员与所征辟士人则形成第二层君臣关系。
宰相开府意味着可以培育自己的政治势力，可见，此时蒋琬的权势不亚于当年的诸葛亮，而且他明察善断，虚怀若谷，有孔明之遗风。
针对军事，蒋琬主张守边为主，以静制动。
为此，他将北伐大本营由汉中移至涪县，这里水陆通达，进攻退守，并大胆提出沿汉水、沔水东下，攻取魏兴、上庸的计划。
针对内政，蒋琬重视农田水利，与民休息。
他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对于人才，蒋琬看重部下能力，不拘小节。
东曹掾杨戏是个直肠子，为人直爽，不喜欢溜须拍马，从不无缘无故讲别人好话。
蒋琬有时与他谈话，也被无视。
有好事者意欲从中挑拨，对蒋琬说：“府中的杨戏官不大，架子却不小，竟然对您都爱答不理。
对上司如此傲慢无礼，难道不应该治罪吗？”
蒋琬却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表面上顺从，背后捅刀子，这才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杨戏若是无端赞赏我，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若是有理反对我，那说明我确实不对。
他这样默然不答，说明他真是个爽快人啊！”
另一个官员，督农杨敏，曾恶意中伤蒋琬，公开说：“蒋公琰办事糊涂，实在不如前人。”
有人将此话告诉蒋琬，觉得应该以此治杨敏的罪，可是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人，杨敏说得好啊。”
后来杨敏犯罪入狱，大家都以为杨敏必死，但是蒋琬依法处置，没有借此机会报复，其宽宏雅量如此。
在蒋琬的执政下，蜀汉君臣和谐，国力逐渐恢复，很快就从诸葛亮逝世后远近危悚、人心惶惶的困境中走出来。
此番成就离不开费祎的辅佐，蒋琬以稳重严整见长，费祎则以敏捷干练著称，两人性格迥异，出自不同派系，却同是诸葛亮钦定的继承者，能够优势互补，和衷共济，每遇大事，一定要在一块细心协商。
蒋琬任大将军时，费祎代蒋琬为尚书令。
延熙二年（239年）蒋琬进位为大司马，四年后，费祎升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二人相辅相成。
延熙九年（246年），蒋琬去世后，费祎全盘接手，延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坚持北伐的姜维予以牵制，以至于让姜维所统帅的军队常兵不满万，在北伐战场上难以施展拳脚。
这样的安排利大于弊，毕竟蜀汉国力有限，实在难以与曹魏抗衡。
仅从人口上分析，有学者估算，魏蜀两国初建的黄初二年（221年），魏国人口103万户，682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蜀汉20万户，132万人，占三国总人口的12%。
两者相差悬殊。
费祎死后，姜维兴兵北伐，依旧徒劳无功。
费祎“识悟过人”
，应付军国大事效率极高，看文件时只要用眼睛扫一遍就能很快知道文章大意，事半功倍，且过目不忘。
他平时只有早晨和傍晚上班，其余时间用来接见来宾，吃喝玩乐，业余时间还喜欢和友人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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