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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王孺人的新潮还表现在，她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织布品牌。
她织出来的布质地精好，被称为“徐家布”
，不仅畅销本乡，而且远销苏州等地，博得了“素丝见名门”
之誉。
徐家在两代人不事科举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水平，王孺人功不可没。
1624年，80高龄的王孺人为了减轻儿子出游时对自己的挂念，还特地陪同儿子游览了宜兴。
她一路故意走在儿子前面。
两年后，王孺人去世。
可以说，没有王孺人的开明与支持，就没有那个以行走为业的徐霞客。
3
夏咸淳在《论明代徐霞客现象》一文中指出，晚明的三种文化心态，即，好奇——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和热望，贵生——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崇实——对于实学实事的重视和推崇，融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驱动着许多学者文人，将热情、精力、智慧乃至生命倾注于自然山川的游历和考察，从而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山水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二者往往兼于一身）。
因为徐霞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他把这种情况命名为“徐霞客现象”
。
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不要命，一般都会把遗书准备好，当时热爱旅游的人也有一股搏命的精神。
年长徐霞客大约20岁的袁宏道在攀登华山时，险些失足丧命，却没有后怕之意，反而吟道：“算来清泉白石死，差胜儿啼女唤时。”
人总有一死，或死于床笫之间，妻儿在一旁哭哭啼啼，或死于远游途中，长眠清泉白石之间。
袁宏道希望是后者。
在徐霞客30余年的旅游经历中，西南之游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
他为这次出游谋划了很多年，一直担心再不出发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
1636年十月，终于打点行装出发，他已经50岁了。
此行他只携带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盘缠外，没有准备任何防身的武器。
他的远游冠中，藏着母亲生前给他的礼物——一把银簪。
母亲在他首次旅行时，将此银簪缝于帽中，以备不测之用。
他随身的考察工具极为简朴，一支笔，一个指南针，却肩负着丰富的书籍，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场的地理资料。
最后，他不得不怀揣朋友们的引荐信，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向地方官求助，或筹措路费。
和他一同出发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仆人兼导游顾仆，另一个是和尚静闻。
静闻是要到云南鸡足山朝圣的。
顾仆可能背着一把铲子，用徐霞客的话说，随时随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躯。
徐霞客在启程之前已做好遇难捐躯的思想准备。
在写给大名士陈继儒的信里，他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死在这片“绝域”
，做一个“游魂”
我也愿意。
旅程的艰险，确实配得上他的思想准备：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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