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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普及的、专用于宗教仪式活动的特殊器类。
如乐器和各类玉器，及某些特殊的陶器等。
三代礼器群的构成，是以第一类为主体的，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是三代礼器群的重要特征，而青铜成为其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礼器组合中的玉器也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
属于三代前期的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青铜容器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
从已发掘的墓葬材料可知，二里岗文化偏早阶段的青铜礼器组合有爵、斝、盉、觚、鼎等，而以爵的使用频率最高。
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生产与使用又是全盘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传统。
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
二里头遗址所出青铜礼器的种类与二里岗文化大致相同，包括爵、盉、斝、觚（？）、鼎，也以作为酒器的爵为主。
因属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在墓葬中常以陶盉、漆觚与铜爵相匹配。
上述两个文化中还都发现了与青铜容器共出的武器类礼器——钺。
这些已确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的材料，是我们探寻礼器渊源的基点。
由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礼器群上推，可知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即已存在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的陶质酒器，即鬶、爵、盉、觚，到晚期还出现了斝。
这些器物成组地出土于墓葬中，在若干规模较大的墓中还与青铜器共出，组成完整的组合。
它们一般制作精致，形制与青铜器中的同类器有密切的关联，应属早期礼器，有些可能就是青铜礼器的前身。
二里头文化早期所见陶鬶，往往以白陶制成，至晚期为同属温酒器的盉所取代，因此三代的青铜器中已不见其身影。
然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以及新密新砦遗址的新砦期遗存中，分别发现有青铜（或红铜）容器的腹部和流部残片，发掘者推断其为鬶的残片。
联系到《西清古鉴》著录的与海岱龙山文化同类陶器酷似的传世铜鬶，有理由相信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是存在着铜质鬶或鬶类器的，“铜鬶无疑比陶鬶更重要，它不是日常用具，而应是一件礼器”
（邵望平1980）。
陶鬶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此后逐渐向海岱地区以外的各地散播，“最终被各地原始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龙山期’诸文化的共同新因素。
……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袋足器，在中华大地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现过。
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器物”
（高广仁等1981）。
陶鬶制作精致，造型独特美观，在功能上又用来盛放当时用以献祭神祖的酒液，因而成为“前铜礼器”
（出现于青铜礼器之前的非铜礼器）（白云翔等1989）群中最重要的一分子。
龙山文化陶鬶、二里头文化陶盉、二里头文化陶鬶（从左至右）
陶鬶的存在意义还不仅限于该器种本身，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群中的其他几种三足酒器爵、盉、斝都应与其有渊源关系（唐兰1979，邹衡1980，杜金鹏1992，吕琪昌1999）。
另一种酒器觚也可溯源至大汶口文化中的同类器。
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的中原系统龙山文化则作为近源，是连接二者的纽带。
陶寺文化早期的大、中型墓，展现了晋南地区龙山时代“前铜礼器”
群的组合情况。
炊事用具有灶、鼎和大型陶斝、俎、刀，食器有大口罐、盆、盘、豆、勺等，酒器有小口折肩罐、高领壶、斝、斗、觚、杯，乐器有鼍鼓、特磬、土鼓（？），权杖或兵器有钺、殳、镞，工具有斧、锛、研磨器等。
其中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等重器仅见于数座大型墓。
一方面，“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3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具规模”
（高炜1993）；另一方面，从陶寺文化的总体状况看，其吸纳了广大地域的诸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但分布地域却基本上局限于晋西南一隅，自身文化因素也未能像二里头文化那样作跨地域的播化。
随葬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礼器的主体是彩绘（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礼器组合的特点是种类齐全，数量众多，仍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皆成套出现，很难简单地指为‘重酒的组合’或‘重食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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