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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两椁一棺墓
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墓葬及随葬品
良渚文化已发现的大型墓葬都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上。
这些高台墓地相对独立，一般不与小墓混在，高台本身也是祭坛，兼具祭祀和埋葬权贵的双重功能（杜金鹏1997）。
大墓墓圹的面积在5～9平方米不等，有木棺类葬具，有的还带有朱绘痕迹。
木棺多以独木刳成，富于地方特色。
墓中都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以琮、璧、钺或璜、冠状饰等礼玉及各种佩玉为主，一般在百件以上。
同时还发现有大量葬于平地墓地的小墓，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或有石钺及小件饰品等，有的全无遗物（陆建方1996）。
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系人工营建，注重祭祀功能，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墓葬间的差别主要显现于随葬玉器的种类与数量上，而墓葬规模和葬具似乎并非葬制上等级划分的重要指标。
这些特征，都与前述三代的埋葬制度有较大的差别。
至龙山时代后期，墓葬上显现的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以海岱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葬制发展最引人注目。
海岱龙山文化已发现的数百座墓葬的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大型墓则仅在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两遗址发现了数座。
这类墓葬的面积达10～30平方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或重椁一棺，有的还使用彩绘边箱和脚箱，表明木椁墓的形制至此已臻成熟。
这类墓葬一般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以白陶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中心的成套精美的陶器和各类玉器，并有猪下颌骨等。
个别规模较大的墓还发现有鳄鱼骨板，一般认为属鼍鼓的残迹。
这种葬制上的等列关系在地处晋西南的陶寺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清晰。
在襄汾陶寺墓地已发掘的数百座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大、中、小墓种类齐全。
大型墓仅发现6座，约占1%。
这类墓的面积最大达8平方米以上（最近发掘的一座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面积逾18平方米），使用朱绘木棺，铺撒朱砂。
值得注意的是，其葬具的复杂程度逊于海岱龙山文化所见。
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牲体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最为引人注目。
中型墓占总数的10%左右，也使用木棺，随葬品则等而下之。
而无葬具和随葬品，或仅有一两件遗物的小墓则占总数的80%以上。
各类墓葬数量上的这种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已出现严重分化的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
综上可知，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的棺椁制度，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以食器、酒器和乐器为主的随葬制度以及良渚文化的葬玉制度等，构成三代礼制中葬制的主源。
二、早期礼器的考察
我们已在上一节着重从遗迹的角度对三代礼制中葬制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而考古学所见礼器则主要出自墓葬，这里再以墓葬的随葬品为中心，对礼器的发生及初期发展作粗浅的分析。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以陶器为主的某些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
在原始宗教活动中使用独特而精美的器物的做法，为后来盛行的礼器制度奠定了基础（徐良高1999）。
如前所述，这类器物可称为广义的礼器，不少器物的出现可追溯至龙山时代之前，或见于与华夏礼乐文明无直接承继关系，在其问世之前即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共同体。
而狭义的礼器则是指与三代礼器群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作为华夏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的器物。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这一意义上的礼器仅可上溯至龙山时代，限于少数几支考古学文化。
从礼器的渊源与功用上看，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由日常生活用器衍生而来的器物，在其早期阶段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
如陶质酒器、食器，石制工具、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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