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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旧建筑工程应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最末阶段才被一并废毁的。
但这些变化与铜礼器生产和使用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因无明确的考古层位关系资料支撑，尚无法究明其细节。
按目前的分期认识，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青铜礼容器墓有7座（75ⅥKM3，84ⅥM6、M9、M11，87ⅥM57，75ⅦKM7，87ⅤM1，原报告分别定为三期和四期）。
可知只是到了此期，青铜爵之外的其他礼容器如酒器斝、封顶盉、觚（？）、食器鼎，礼兵器戈、长身战斧、钺，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在内的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才开始在二里头都邑出现，此期的墓葬才开始有铜爵、铜斝、铜鼎、铜觚（？）的随葬品组合。
其中75ⅤKM3、84ⅥM6、M9三座墓葬曾被定为四期早段，根据《二里头（1999——2006）》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的分期方案，调整为四期晚段（许宏等2010，赵海涛2016）。
这与此前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墓葬中仅见青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和铜爵等的简单礼器组合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体上看，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出土的铜鼎和圜底铜斝。
此二器系农民发现并卖出，由调查可知，与其共出的还有一件疑似铜觚的器物，可惜未能追回。
报道者推断应系出自同一墓葬，编号1987ⅤM1，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有学者进而认为，鉴于“鼎、觚在已知的二里头三期墓葬中皆不见，所以此墓如确属二里头文化，亦当属四期偏晚，近于二里岗下层时期”
（朱凤瀚2009），“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没有使用陶斝的传统，这种新出现的组合方式当是受二里岗文化前身的影响”
（陈国梁2008）。
另有学者指出，该墓所出铜斝，鼓腹圜底、锥足有棱的作风一直延续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李朝远2006），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件铜器已“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统”
（高江涛2014）。
有学者则干脆将这两件铜器划归“早商一期青铜器”
，认为“早商一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除此墓出土的两件外，还包括出有著名的乳钉纹铜爵的贵族墓1975ⅦKM7。
这些器物上“开始出现简单纹饰”
（袁广阔等2017）。
这些纹饰，的确可以被看作二里岗文化青铜器装饰风格的肇始。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青铜器：鼎与圜底斝（从左至右）
有学者指出，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范，而上述铜斝和铜鼎，就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
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而出现铜鼎和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最早期阶段”
（宫本一夫2006）。
此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铸造相对粗糙的一般情况相比，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时，少数器物制作才显得比较精良，注意修整范痕。
众所周知，无论从形制源流还是铸造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都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又可窥见阶段性的差异（许宏等2010）。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鼎、斝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这与此前以爵、大体同时以盉、觚（？）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的区别（许宏2012）。
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喻的礼制的重大变化，颇耐人寻味。
青铜礼兵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长身战斧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
目前可确认年代者均属二里头文化末期。
其中出土于墓葬75ⅥKM3的曲内戈和长身战斧，应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从形制、纹饰分析，钺也应属第四期晚段。
另一件铜戈系采集品，原报告归入第三期，缺乏层位学和类型学依据（许宏等2010）。
学者在对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中，就将商代早期青铜兵器的上限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郭妍利2014）。
从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
戈、钺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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