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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的变化，应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
三
能够上升到礼制层面的变革，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变革。
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和宫城的问世、以青铜礼容器尤其是酒礼为核心的礼器组合的形成，就被认为是真正的“朝廷”
与“宫廷礼仪”
发端的表征（岡村秀典2003）。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中，或曰二里头文化末期发生的变化，更是令人瞩目的。
它们当然都有资格被认为是探索王朝分界问题的重要线索。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没有排他性的证据，可以把夏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对应于上述两次礼制大变革的哪一个节点上。
换言之，我们仍然无法辨识任何一次礼制变革，究竟是王朝内部的礼制革新，还是王朝更替带来的更为剧烈的改制。
剪不断，理还乱。
“连续”
中的“断裂”
，或曰“断裂”
中的“连续”
，仍是观察二里头都邑这两大礼制变革节点的最大感受。
这也给了夏商分界研究者以极大的分析乃至想象的空间。
如果强为说之，到目前为止，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
的假说。
需说明的是，替代二里头都邑地位的二里岗文化系统的主都是郑州商城而非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没有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其性质或为别都、陪都、辅都和军事重镇之类，已多有学者论及。
其中的1号建筑群能否称为“宫城”
，是应该存疑的（许宏2014B）。
我们通过梳理二里头都邑礼制变革所得新认识与此契合，可能性较大。
另，早有学者指出朝代的更迭与考古学文化的兴衰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一般而言，文化的更迭具有滞后性（孙华1999，王立新2009）。
近来有更年轻学者通过对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材料的梳理，指出在夏商王朝的更替中，也存在“新朝代之初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与前朝晚期基本相同，直至中期前后方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的现象，进而认为夏商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应属商代早期文化，而真正形成商文化自身特色，则在二里岗下层二期（毕经纬2018）。
这些分析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不能排除二里头都邑第一次礼制大变革是夏商分界的产物，而第二次礼制大变革则相当于新王朝的“中期质变”
，或至少拉开了这种“二里岗化”
质变的序幕。
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所有推论假说均非定论，包括目前学界所谓的“共识”
。
无论持何种观点，认为夏商分界之所在究竟相当于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礼制变革，二里头是否都可称为“最晚的夏都”
和“最早的商都”
？即便像目前大部分学者所同意的那样，夏商王朝更替发生于二里头文化末期，二里头都邑出土的大部分青铜礼器是否也应属于二里岗（商）文化系统，而不属于二里头（夏）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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