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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殿东缘外发现南北向的木骨墙墙槽和廊柱柱础遗迹，或属4号基址的东庑。
从已有迹象推测，4号基址应与2号基址有较密切的关系，二者应属于同一建筑组群。
上述两座建筑基址均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
二里头6号基址鸟瞰
6号基址位于2号基址的北墙外，也是一座依托宫城东墙而建的大型院落建筑，由北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庭院组成。
整个基址略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6.6～58米，南北宽分别为38.3米（东部）、49.5米（西部），总面积逾2500平方米。
该基址始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
6号基址与2号基址的东西宽度大体相等，又均依托宫城东墙而建，西庑柱础南北一线，反映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布局的继承性。
但增建于第四期的6号基址不具有1号、2号基址的中轴对称特征，它的发现为二里头遗址宫室建筑提供了又一类型。
（三）规制分析
如上所述，封闭式的院落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宫室建筑的最大特色。
建筑方向接近磁北（172～174度），主殿坐北朝南，以廊庑环绕庭院。
建筑组群和绝大部分院落建筑内部呈中轴对称布局。
显然，这类建筑无论体量之大、结构和技术之复杂程度，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
所不可比拟的，显现出复杂的设计理念和对建筑技术的熟练运用，以及建筑者的协调组织能力。
这些建筑规制，都开后世中国宫室建筑之先河，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
学术界围绕1号、2号基址等宫室建筑的性质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认为其应属宫殿、宗庙、社禝等，或与祭祀活动有关，众说不一，就目前的考古学材料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其实，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
，祖先亡灵所处宗庙与在世王者所居宫殿的建筑规制在早期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如东汉蔡邕《独断》所言：“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
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总谓之宫。”
文献资料亦表明，三代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的。
宫室之前殿、朝堂亦称为庙，“庙”
“宫”
通用之例屡见于先秦文献。
后世以“庙堂”
“廊庙”
指代王臣议政的朝廷，也是宫庙一体这一先秦古制的遗痕。
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
鉴于此，“由于古代社会祭政合一，生人之宫和先人之庙无绝对分别”
（杜正胜1987），应是合理的推断。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宫室建筑仅发现两座，均为一体化的多重院落的布局。
这与二里头文化晚期以独立院落组成建筑群的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考虑到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在此后的二里岗文化（如黄陂盘龙城遗址F1、F2、F3组成的多重院落）至西周时期（如岐山凤雏甲组基址）都有发现，这两种布局形态似乎可以看作两种并存的建筑类型。
至于它们是否有功能和性质上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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