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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3号、5号基址的院内都发现有成排的贵族墓，或可为探索这类宫室建筑的功能提供一定的线索。
盘龙城鸟瞰
就单体建筑而言，二里头的宫室建筑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制。
主殿建筑台基均呈横长方形，宽度一般在11～13米，长宽比例超过1∶2。
多座台基上发现以木骨泥墙相隔的多间房屋。
4座基址夯土台基大体相近的建筑模数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但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原始性，这些特征又影响到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时期的宫室建设。
比较二里头时代至殷墟时代的建筑模数可知，尽管这些主体殿堂建筑有数百年的时间跨度，但其建筑规模却惊人地相近：木骨泥墙房间进深稳定在5～6.4米；南北双排柱间进深多在10～11.5米。
这一方面说明大型宫室建筑建造上的传承性甚至规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表明建筑技术上存在极限，使得房屋总进深无法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体现宫室建筑的宏伟，这一时期的宫室建筑只得选择扩充长度，建筑面阔与进深的比值几乎都在3以上，最大甚至达到7以上。
这种状况到了西周时期才有所转变。
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由于采用了柱网支撑结构，房屋进深得以扩大，从而创造出面阔进深比值较小（都在1.5以下），面积却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室内空间（李萌2009）。
三、宫室建筑的要素与肇始
如果循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可以确认的礼仪建筑来上推这类遗存的肇始，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点。
这批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与礼制相关的宫庙类建筑，其在遗存类型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基址，其后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大型建筑与其一脉相承。
由此可知，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考古学载体是大型夯土台基址，可以从中提炼出宫室建筑的几个物化要素：
一是超常规的大体量，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
二是建筑位于高出地面的夯筑台基上，土木结构；
三是复杂的建筑格局，形制方正规整、封闭的庭院式布局、中轴对称等。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上看，由微观到宏观，由单元到总体，可将宫室建筑分为单体建筑、建筑院落和建筑组群（宫城）三个层次。
在这三个层次中，单体建筑不能单独存在，而只是作为建筑的“部件”
。
真正的宫室建筑，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一种复合式的结构，即建筑院落是其最小的存在单元。
宫室建筑院落的密闭性，是与宫室建筑的政治性功能相关联的。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
。
宫室建筑的内部“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
（唐晓峰2005）。
由前述梳理分析可知，宫室建筑从诞生伊始，就采用密闭性的院落形式。
它与群众性的公众参与和开放性无缘，因而成为鉴别早期宫室建筑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显然，宫室建筑的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特征，是早期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物化反映，构成中国早期文明若干特质的一个侧面。
由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往上追，可知最早将夯筑技法用于建造城垣和建筑的，是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
到了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工程建筑上夯土的应用已较普遍。
这一地区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夯土版筑成为可能。
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东北部已集中发现数座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发掘者推断为宫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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