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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天龙进一步分析道：“这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内因和外因都要考虑。
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法论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对比，大多数研究都用简单的‘文化交流’或‘影响’来解释外因的出现。
所以，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考古文化的概念范围。
而实际上，以中国考古材料之丰富、文化现象之复杂，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文化理论上为世界考古学作出独有的贡献。
只要我们在解释层面上多做探讨，以实际材料来探索考古材料时空现象的形成过程，我们就有希望对考古学的这一最基本的课题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焦天龙2008）
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教授也有类似的思考：“我是一直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学方法，就是人类学经济史的方法来弄清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传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然后就不再说某某某‘文化’，而是说也许某一个制作传统，或者某某一种交易网络，或者某某一种市场范围之类的。”
“我想将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写一本书作为一个实验，就是说不再提‘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就提某一个遗址所能看到的什么现象，然后把它跟周围的遗址如何联系，把这种市场关系、经济关系、网络还有动力慢慢地研究出来，这当然还要考虑到古代环境、自然资产等，这些都会变得很复杂。
将来如果能够以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许可以更加具体，也更加全面、正确地从物质文化方面去了解它。”
（《考古与文物》2012）
值得欣喜的是，大致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正处于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
（栾丰实2004），“这是一场整个研究体系的变化。
当考古学开始关心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时，它就立刻发现，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
（赵辉2018）。
笔者也曾有类似的思考。
当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曾立下汗马功劳、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
当然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上的“文化”
是一种为便于聚类分析所做的人为设定，并非纯客观的一个存在。
文化的时空边缘既不清晰可断，文化的内部也非铁板一块。
人的思想和行为极为复杂，加之又移动交流，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高度复杂性。
这样的早期人类群团的图景，是大而统之，略显粗糙的“考古学文化”
所无法涵盖的。
尤应指出的是，社会进入了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也变得复杂起来。
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
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一大特质。
一个文化的中心聚落，在这个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座孤岛，一座文化多元化的孤岛；次级中心的“纯净度”
则介于它和普通聚落之间，“文化”
内部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粗线条的、适应文化史构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已难以作为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解码。
在社会考古学的视角下，研究的细化仍势在必行。
“文化”
之下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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