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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分析：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有效途径——从秦小丽教授新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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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日文著作《中国初期国家形成の考古学的研究——土器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六一书房，2017年）之后，秦小丽教授又出版了她的新著《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而二书的原型，则是她2001年提交给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
以十余年的时间钻研一个课题，打磨出相关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分量不言而喻。
作者的学术背景兼跨中日和欧美，视野开阔，有“贯通”
的优势，而理论方法论的思考尤其难能可贵。
就中国考古学所关注的课题而言，秦小丽教授的研究较之外国学者，则更切近问题。
虽然其博士学位论文的若干章节已陆续在中文论文中发表过，但能够得窥“全豹”
，得观作者整体的构思与文脉，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还是非常难得的。
按说，最新的译著，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已是大好事，但需要指出的是，秦小丽教授的中文新著并非其同名日文著作的简单译本，而是地道的“升级版”
。
全书共七章，其中序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陶器的社会学与陶器研究方法、礼仪性陶器与陶器的生产与流通、二里岗文化都市文明与初期国家形成）都是为中文版新撰的；第一章“研究史”
则增补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作为本书主干的第二至五章（陶器的型式分类和系统识别、中心地区陶器组合样式的变迁、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域动态、从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的转变），也都相应增补了最新的数据，对研究结论做了适当的调整。
可知，此书虽然建基于十余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此后的日文著作，但却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新著。
由上引各章标题可知，这部新著是紧扣“陶器研究的新视角”
这一主题的。
所以，这本书的着力点和亮点在于副标题，网上推介中仅列正标题，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足以昭示这本书的分量的。
在我看来，秦小丽教授的陶器研究以及这部专著的亮点，主要显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精细化的陶器研究，既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硕果，其研究实践又推进了这种转型，从而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众所周知，为完成物质文化史建构的任务，自1959年夏鼐引进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界定的三原则并加以提炼概括（夏鼐1959A）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文化”
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论。
这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建立新考古文化，完善某个区域内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对文化进行再细分类型来进行的，而“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
‘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
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
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
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焦天龙2008）。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因素分析法”
开始在中国考古学界被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俞伟超1987，李伯谦1988）。
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对一个遗址或考古学文化内的遗物进行分组，进而辨别本地因素或外来因素，以及它们的混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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