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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考古学会编辑的《中国考古学年鉴》正式出版，而中国考古学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一、二本（1984、1985年度）的《考古学研究》栏目下，设“商周考古”
条，1984年度述评文内还有“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
的分目（中国考古学会1984、1985）。
1985年，河南省考古学会等编辑的《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国先秦史学会编辑的《夏史论丛》先后出版，后者包含若干篇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论文（河南省考古学会等1985，中国先秦史学会1985）。
1986年，夏鼐领衔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在“商周考古”
总目下设“夏文化问题”
和“二里头文化”
等条，其下为“商代遗址”
分项。
（三）主流敲定期
1988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中国考古学会1988），《考古学研究》栏目下开始设“夏商周时期考古”
分目，执笔者为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
同年，郑杰祥的《夏史初探》（郑杰祥1988）一书出版。
此后，有关“夏”
遗存考古的论著开始大量面世，如《夏商文明研究》《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一卷：夏、商（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之续集和再续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虞夏时期的中原》《夏商文化论集》《夏商考古》《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夏文化论集》《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夏商周考古探研》《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张之恒等199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1995，中国先秦史学会等1996，《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1996，邹衡1998、201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2000，董琦2000，陈旭2000、2001，李先登2001，郑杰祥2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杜金鹏2007，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2012，井中伟等2013、2020，刘绪2014，孙庆伟2018）等。
饶有兴味的是，本来在夏文化的认定上偏于持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90年代将原来的“商周考古研究室”
改称“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0、2000）；而在1980年代初即提出“夏文化”
议题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包括后来的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时代）商周考古教研室”
的名称却几乎没有变化地延续至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8、2015）。
要之，自1930年代始，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与上古史学界先是对号入座式地简单比附“夏”
遗存。
进入1960年代，又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商王朝的遗存，形成“主流观点”
；此后又不断形成不同的“共识”
，先是以邹衡的“二里头全为夏文化”
的观点为中心，后又有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
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
。
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所谓“主流观点”
或“共识”
的取得，都不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持不同论点者多将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讨论的主要证据。
鉴于在证据层面和方法论上缺乏里程碑似的转捩点，故可以预见，这样的论争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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