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狂风中文网】地址：https://www.kfzw.net
至于禹兴四川与夏文化西兴东渐说，更是时常被提起（谭继和1998）。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都是围绕探索晋西南“夏墟”
与夏文化的学术任务来进行的。
1980年代，在陶寺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之际，发掘者提示“在探索夏文化的课题中，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应列为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高炜等1985）。
冯时则一直坚持山西襄汾陶寺为夏都：“陶寺文化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应释为‘文邑’，意即夏邑。
‘文邑’的名称得于禹名……禹都阳城，启兴夏邑，而陶寺早晚期文化的面貌正清晰地展现了这个划时代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由启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约在陶寺文化晚期正式诞生，其时适值公元前21世纪，与传统认为的夏纪年吻合。”
（冯时2008）
四、称呼史
最后再简单罗列一下1950年代大规模考古工作展开后，考古学界出版物中“夏”
遗存概念从无到有并不断放大落实的过程。
总括起来，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平易谨慎期
1950——1970年代的考古教材讲义和出版物，在书名和目录中尚没有出现“夏”
的字样，如195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讲义（油印本）和1956年的《商周考古》讲义（油印本）。
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中，断代考古分目下“石器时代考古”
之后，是“商周考古”
。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印了铅印本讲义《商周——青铜时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在“奴隶社会”
一大章下列“商殷”
和“西周春秋”
分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写的教材，名为《商周考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其中第一章为“二里头文化”
，文中述及二里头文化“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
，第二章为“商代”
。
（二）收放拉锯期
1980年，邹衡的学术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1980）正式出版，其中包括长篇论文《试论夏文化》。
这部力作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崇高地位，其学术观点也给予学界以深刻的影响。
李民的《夏代文化》（李民1980）一书也于同年出版。
但夏鼐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却显得相对谨慎，在其集体编撰的集成之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A）中，与“新石器时代”
并列的大章题目是“商周时代”
，其下第一节是“商殷时期”
，再下则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
和“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
等分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