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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衡1978A）在1980年出版的《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中，他对这一观点加以系统阐发，形成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
的论断（邹衡1980）。
这一论断质疑1959年徐旭生率队踏查“夏墟”
提出的、在十几年间成为学界主流认识的“二里头商都说”
，遂成为众矢之的，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夏文化问题的大论战。
相同的考古材料，相近的观察视角和认知推定方法，不同学者却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
从考古遗存推定夏商王朝分界，就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四期早、晚段之间和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等多种提法，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至于夏文化的年代上限，最初是邹衡提出的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说占上风，后来又有了“修正版”
的共识：“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2000）。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复原方案一（因推定为商而复原为重檐）（上）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复原方案二（因推定为夏而复原为单檐）（下）
但与此同时，坚持二里头都邑的主体（二期以后）或后期（三期以后）为商，或提示不能排除其属于早商的可能性的意见依然存在（郑光1985，张雪莲等2005，朱乃诚2013，殷玮璋等2014，许宏2015A，毕经纬2018，李锋2018），形成诸说并存的局面。
有学者在回顾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曾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
（张立东等2001）是的，在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开始发掘，至1999年《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的40年间，关于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最初仅发表了数篇简报，后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推定意见却层出不穷，“共识”
或“主流意见”
则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且这一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这类推论与前述1950——1970年代的认知思路并无本质差别，故不赘述。
（五）其他考古学文化为夏
在学界将传说中的“夏文化”
聚焦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的同时，还有学者指认另外一些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
或其先行文化，形成不同的声音。
试举要如下：杜在忠认为“夏王朝早期活动的中心应在东部黄河下游一带”
（杜在忠1985）；沈长云坚持“夏前期夏族活动于古河济之间，禹及夏后相所都之城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
的论点（沈长云1997、2007）；刘宗迪也认为“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刘宗迪2020）；胡悦谦认为夏后氏当“原居江淮之间的涂山至南巢地区”
（胡悦谦1987）；安徽蚌埠禹会村更被认为与“禹会诸侯”
的历史事件相吻合，甚至“一锤定音”
地“得到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2014）；陈剩勇则认为“夏文化萌生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东南文化圈；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传统史家所说的黄河流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
（陈剩勇1994）。
姬乃军则主张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黄土高原是夏文化的发祥地（姬乃军1999、2004）。
与其提出相近推论的还有易华，他认为“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
；近年又提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末都，石峁遗址就是首都”
（易华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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