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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洋炮局，除造炮弹铜帽外，还能制造短炸炮、前膛枪等军械，产品全部供应淮军，各局经费亦由淮军军需特别款内专案报销，实等于淮军附属的兵工厂。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个洋炮局的设备很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
为此，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
同年，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购置的新机器运到上海，也由李鸿章奏请归并到该局。
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随李鸿章迁到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亦由他接办，并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以上几个制造局，以江南制造局的规模最大。
该局以上海关二成尖税为底款，作为常年经费。
1867年由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兴建新厂。
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已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干船坞1座。
1867年中，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
从1868年起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止，还制造了8艘轮船。
金陵机器局非但局面不及江南制造局之大，且其经费大部分亦由江南制造局分济，主要生产大炮，兼造枪、弹、火药，在1875年曾试制成发射65磅炮弹的大炮7门。
天津机器局原是奕在直隶练兵，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利用津海、东海两关洋税于1867年开办的，分东、西两局，经李鸿章改组扩建后，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炮所用的子弹、炮弹及火药，以与江南制造局相配合。
所有这几个制造局生产的军火，均供应南、北驻军（主要为淮军，其次是湘军），有时也调拨一些给其他省的军队。
李鸿章创办和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
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份，也都先后以“机器局”
、“制造局”
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
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
只有广州机器局（1874年创设）、湖北枪炮厂（1890年创建）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
但是，它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弓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60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起，又提出“寓强于富”
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事业来。
一是创办电报、铁路和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认为，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不仅于“富国”
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
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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