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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童年时期很聪颖，受过蒙馆和经馆的教育。
十三岁进入耶酥教会的学校读书，翌年即书壁：“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
曾邀集同学，反对当时乡中为非作歹的和尚，并毁坏寺内泥菩萨。
少年期的陶文浚（行知的原名）得到他的校长的帮助，考入金陵大学。
辛亥武昌起义，陶氏拥护革命，信仰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的主张。
可见家境清贫，植根于乡土的陶氏，虽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
1914年陶氏大学毕业，向亲友借贷筹资，赴美留学，利用课余和节假日，勤工俭学，并与胡适同出杜威教授之门，同在1917年归国。
首先，让我们对于陶、胡二氏的政治立场作一比较。
陶氏在归国时表示，“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高的政治觉悟。
陶氏甘愿舍弃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和一批人从事平民教育的推广。
他感到“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脱下长衫马褂，穿上布衫草鞋，艰苦创办人所周知的晓庄师范，为广大农民服务。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这就是他的风范。
这个时期的胡适，却怀念故宫中的废帝溥仪，不特去晋见了这个少年“皇上”
，而且事后作诗纪念：“我昨晚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成短诗一首：咬不开、捣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日记》下，页371-372）。
陶胡二人，一个向着平民，一个惦念着他的“皇上”
！
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封闭，进步师生遭残杀，陶行知受到通缉。
1932年，陶氏在上海办工学团，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他坚决表示：“团就是团结，就是团体。
团以保生，这个意思就是教人民大众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有什么混账王八蛋来欺负压迫老百姓，咱们老百姓就起来和他干——啊！”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页80）这个时期的胡适，为了欺世盗名，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所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但涉及释放政治犯的盟章，胡适就公然反对。
宋、蔡等对他严加责备：“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
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193）结果，胡适被开除了。
陶氏与胡氏对比，一为反暴政压迫的斗士，一为“助桀为虐”
的帮凶。
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的主张，说什么“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些都是盲动。”
（《胡适与中西文化》，页94）陶行知说他抓住五个小鬼，放走一个大妖精。
这是一个很辛辣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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