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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彼此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差距。
1935年胡适写了一首《飞行小赞》，大意是，古人辛苦学神仙，现在他不修不炼，也能凌云上天，看水看山。
陶行知读了以后，作诗讽之：流尽工人汗，流尽工人血，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
辛苦造飞机，不能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大希奇。
胡适对他的助手说：“你看了陶行知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
（《谈话录》，页301-302）这显然不是有没有幽默感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三十年代中期，陶氏与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不抵抗，而从事内战。
陶氏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28国和地区，揭露日寇的野心和暴行；动员广大华侨及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逮捕救国会的“七君子”
，陶氏受到第二次通缉。
这个时期，胡适加入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的“低调俱乐部”
，力主对日妥协，与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高宗武深相结纳。
胡氏还发表“等五十年后再抵抗”
、“日本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中国人民的心”
等等谬论，大受舆论的抨击。
陶行知在国外致书给胡适，告诫他毋作妥协之论调。
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二八”
淞沪抗战时，一位名叫胡阿毛的卡车司机，被日军强迫运输一车军火；他毅然将卡车开入黄浦江，使满车军火和押送的日兵，全都葬身江底，他自己亦壮烈牺牲。
陶行知对此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致敬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
，既歌颂了民族英雄，又鞭挞了胡适。
陶与胡对比起来，一个是抗日救亡、百折不挠的斗士；一个是畏敌如虎的懦夫。
1936年，陶氏到了伦敦，谒马克思墓，赋诗致敬；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之句，表达了心悦诚服的心情。
同一年度，胡适在北京，复信给一个文坛小丑，申述其一贯反马列主义的主张：“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
……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
。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338）陶胡二人，一个是勇猛精进，一个是顽固到底。
抗战时期，陶氏居重庆，从事于有利抗战的工作，艰苦卓绝，培育人才；结合进步人士，发扬正义，争民主，反独裁，百折不挠。
鉴于反动派不断捣乱，他曾气愤表示：“要知道民主是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
日本投降后，陶氏拥护中共关于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别有居心的胡适，这时居然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除武装，否则将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虚声恫吓，徒然暴露其狂妄与顽固。
晚年居台湾，还往往借题攻击中国共产党，胡氏花岗岩之头脑，不可改也。
其次，让我们对陶胡二氏的教育观点作一比较。
据胡适的看法，杜威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其种子在中国确已散布不少，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发生，有了试验的机会，十年二十年后，将变成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将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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