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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这些儿童升到学校里来，教师需费九牛二虎之力来纠正他们已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
真可算事倍功半。”
这样的办学方向，把幼儿教育的重要性阐述得深切透澈。
这在今天，谁能说它已失去时效呢？应该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验之二：满足农、工需要。
早在1926年9月，陶行知先生在草拟《中华教育改进社创设乡村幼稚园》计划书时，即指出农村迫切需要幼稚园的理由：“村中生活，随农事为转移。
农忙之时，村中妇女，或下田工作，或需准备茶饭，无暇照顾幼儿。
此时年龄稍长兄姊，为小农经济所逼，亦须襄助农事，不能充分陪伴弟妹。
故农忙时，乡村幼儿，实为大紧，父母徒唤奈何。”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苟校（指小学校）中明了六岁以前，为人格陶冶最重要之时期，物色相当人材，设备相当工具，以应此天然之需要，则其造福儿童，便利农民，岂有限哉？……幼稚园，予农民以便利，其势顺。
势逆者难办；势顺者易成。”
当然，在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农村和半个世纪以前的农村大不一样了，但是，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农村劳动力已出现紧张现象。
因此，农村需要托儿所、幼儿园的迫切性，也随着农村生产形势的好转而日益增长。
陶先生当年的呼吁，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934年春天，陶行知先生又在上海沪西劳勃生路女工区域创办了一所“劳工幼儿团”
。
他在给孙铭勋、戴自俺的信里指出：“……我们必须在这一年里面聚精会神的创造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幼儿工学团。
这事虽由我们发动，但主体是工人，管理权须在一年半载之内转移于工人之手，我们在开办时即须有此认识，从第一天起便须引导工人自己主持。
艺友也要在女工的队伍里面物色。
这个幼儿工学团要包含寻常托儿所及幼稚园之优点，而肃清它们的流弊。
说得更确切些，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
像这样从实际出发，注意满足工人、农民需要，解决农工需要的态度和精神，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经验之三：要求中国化、平民化。
他曾指出：“……惟遍观国中之幼稚园，其弊有三：取法外国，不适国情，一也；费用太大，不能普及，二也；所收儿童，多属贵族，三也。”
此外，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办中国化的幼儿园，平民化的幼儿园。
即使设备简陋一些，先办起来再说。
所以他说：“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
。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充实，凡是要真正为人民办事的人，办任何事业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中国化，就是按中国国情来办事；平民化，就是不要超过目前一般人民群众力所能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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