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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田汉及其南国社的编导、主要演员当指导，并选演剧本《一致》、《湖上悲剧》、《生之意志》、《南归》、《苏州夜话》等。
陶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参加演出，担任主要角色，如他曾扮演《苏州夜话》中的老画家。
他为了培养社员的艺术情趣，亲自带领演员到玄武湖和秦淮河泛舟夜游，排练节目。
还带领剧团在南京城、无锡市、镇江等地向工人、学生演出，反应良好，收获很大，在我国的艺术史、教育史上应该说是独树一帜，要大书特书的。
为了解决生产与学习的矛盾，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培养具有“手脑并用”
的人才。
陶先生在办晓庄学校受到挫折取得了经验教训之后，在三十年代国内形势仍处危难时，他在上海大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学团”
（勤工俭学的更高级的形式），接受了—批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年入学，为抗战建国准备了一批力量，当日的学员曾是解放后省级和中央部级的一些出色的干部。
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愚民政策，不要人民有文化知识，不进行扫盲，而作为民间的教育组织又无物力和财力，同时他发现小学生能担任扫盲的任务（他是从他的儿子教母亲识字获得经验而坚定这个信念），30年代初在上海正式提倡“小先生制”
，开展扫盲工作，要在全国四万万人民占大多数的文盲中开展扫盲运动，结果很好，既做了扫盲工作，又让小学生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取得了宝贵的生产和社会知识。
从以上的教育历史事实中，论证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人民教育思想，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思想，他从一定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在生活实际中教育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造福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教育理论与在实践中证实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性。
这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实质。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实质决定了它的进步性和发展规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侵略我国的序幕，即：“九·一八”
侵犯我国辽宁省沈阳的暴行。
接着是“一·二八”
上海抗日战争失败。
国难当头，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妥协投降安内然后攘外政策，自此以后，国土一块一块沦陷，国耻一年一年加深，爱国的人民和知名之士的爱国爱民之心口益增强。
中国共产党在此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奋起号召团结全国上下爱国力量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挽救我国的危亡，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开放民主，一致对外。
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妥协投降反共独裁的政条，国难日益严重。
陶行知先生在这个国难严重当头，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救国主张。
当1935年中共上海党中央局被破坏后，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
国难日深时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组织“国难教育社”
，推行“国难教育”
，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
到华北抗日前线，除沿途向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外，特向华北前线的军民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教育农民坚持抗日救亡。
他们行程五万里，经过23个省市，所经过的地方都种下抗日救亡的种子。
他们用文字、口头、歌咏、戏剧、舞蹈，宣传抗日救亡，教育广大军民，起了重大作用。
陶先生以抗日救亡歌咏为教育广大人民的力量，大力倡导大众歌曲和组织大众唱歌团，开展宣传教育。
在工厂、农村、城市、居民中组织夜校，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和学习文化，教育人民奋起抗日救亡。
陶先生认识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抗日救亡，建设富强的中国，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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