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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乡村后，慈母由于对爸爸长年累月在外奔跑更为牵挂，又因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损害了神经得了精神错乱症。
慈母的病状日益严重，特别是1930年4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爸爸，并派五六百军警武装查封了爸爸所办的晓庄学校，大肆逮捕屠杀晓庄革命师生时。
1930年4月11日下午4时爸爸匆匆地由外边赶回到家，他对祖母、母亲及我们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通缉我了，并武装查封晓庄，明天早上就要执行。
敌人这次决心很大，要对我下手了，你们大家可要特别小心啊！
必要时也得躲一躲。”
爸爸这一席话对我们全家来讲真是惊天动地，恐怖万分，尤其是慈母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刺激，她一方面要为爸爸的安危而牵肠挂肚，还要为全家即将到来的厄运与苦难而千焦万虑得日不进食，夜不入眠。
当时谣言四起，一说爸爸已在某地被捕，一说爸爸已被敌人枪决了，这怎不引起慈母之千思万挂，千焦万虑呢。
敌人放风说：“若抓不到陶行知，那就拿他全家作人质。”
当这威胁之言传到慈母耳中时，她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她生怕爸爸惨遭敌人杀害，因此不想活了，便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自尽，幸被一义士救起。
自祖母于1933年11月26日病故后，我们陶家已完全崩溃。
当时我才8岁，我的二哥陶晓光才十四五岁。
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陶晓光的肩上。
根据爸爸的建议，二哥陶晓光退掉了在法华镇的租房并带领病重的母亲和我迁往到当时越界筑路（华界与外国租界地相临的地界）安和寺路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内。
学校是设在观音寺内。
慈母与二哥和我在这所学校里与该校全体教师过着集体生活，食住均在一起。
尤其是对病重的母亲来讲实在太不方便和极其困难。
为了使爸爸能毫无后虑的投入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国难教育运动，在爸爸的建议下，由二哥陶晓光进行联系将慈母送往上海郊外闵行的一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住院并进行“治疗”
。
这所医院是由天主教会举办的。
但二哥陶晓光十分担心怕慈母不愿去，因此要我动员并劝说慈母住院。
最后慈母接受了住院治疗的建议，孰不知这次送慈母住院“治疗”
实为将慈母送进火坑（爸爸与二哥事先均料想不到），实际上是送慈母早日进了死亡之境。
据后来了解，该院对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什么合乎科学的治疗方法，他们对住院患者耍了极其卑劣的花招，他们用宗教迷信，传播天主教和强迫患者向主作祈祷来治患者的病，真是荒唐至极又令人气愤万分。
我并不反对宗教，但坚决反对这种极为恶劣的做法——强迫施教的假宗教和恶宗教。
他们是否还搞一些不可告人的恶招则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我随表叔曹伯鸿去医院探望慈母，当我向慈母问及该院治疗的情况时，慈母神智清楚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这个医院太坏了，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
你快叫晓光赶紧把我接出医院，否则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了。”
我当时听了慈母这一段话心中十分难过，我实在不能失去慈母了。
我回到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把慈母对我讲的一切全告诉了晓光哥，建议速将母亲接出医院。
但晓光哥得悉后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是否把这意见转达给爸爸，爸爸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
但对于我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也实无能力。
当时国难当头，而国民党政府正疯狂地围攻红军打内战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地镇压爱国运动，爸爸正号召停止内战，号召各党派与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共同抗战，而且爸爸又面临遭到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通缉之危险，他实无法顾及这些。
家要破国将亡，当然应先救国为是。
自慈母住院后，他连一次也未能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真是做到“损己舍家为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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