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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兄弟还在孩提时，父亲因为普及教育和其他的工作，很少能再在我们身上负什么教育的责任。
到了北京后，更因为工作关系，到处奔走，使我们在形式上很少有什么接触。
从这时开始，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是逐渐淡薄下来。
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艰苦工作，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他无家庭后顾之虑。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姑母和祖母实在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分担了他不少的重负。
在这儿，我愿意重申一句：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
在7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
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
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
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的做去。
朋友们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好听些说是自由生长。
其实父亲对我们是慈爱的，这已有如前面所举。
一个对于人类有那样诚挚丰富的爱的人，岂有冷落自己亲生的儿女的爱的？只是中国还有太多太多比我们更需要照顾的老百姓，青年、少年和小孩子。
在我们，只要有饭吃，有书念，已经够幸运的了。
他实在没有多少功夫再来管我们，教我们，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
有一年夏天，我在晓庄，他去上海前特别关照医生要监视我每天吃两颗金鸡纳霜，预防疟疾。
我在南开念书时，因饮食不慎得了痢疾，偶尔写信告诉方先生。
父亲知道这消息后，立即打了个电报给张伯苓校长，叫我赶快就医。
校长把我找去，反而问得我莫名其妙。
其实我已经好了好几天了。
过了两三天，又接到父亲来信详述痢疾的厉害，不可马马虎虎。
1929年冬，姑母死后，不久母亲患着不治之病，再加上晓庄附近在冬防的情况下，五柳村的夜晚显现得异常的凄凉寂寞。
有天晚上，祖母带着弟弟睡觉，我在孤灯下面看书，凄凉得真可怕。
忽然感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停留在后门口——我的家是住在一座山坡上的，一边全是松树，房子就靠近山崖的树旁筑成。
从“开门哪”
——几乎20年前的这三个字到两年前在重庆听到的这三个字没有什么改变——立刻知道父亲从上海到了。
赶紧去开门，祖母也迎了出来。
饭后父亲把从上海带来的东西交给我们——棉鞋，袜子，还有我托他买的一本英文歌曲选和原文的《富兰克林传》。
祖母和父亲围着我，看我试鞋子，评判鞋子的式样和大小。
这难得的一个镜头，仅剩余的一点家庭的温暖啊，现在想起来真好像是做梦一样。
父亲向我提议说：你还是学着翻译《富兰克林自传》吧，以后我每次回来时给你改。
这提议我当然极乐意的接受了。
有一天，据说是南京30年来未有过的大雪纷纷中，地上已经积起了尺厚的雪，晚饭已经吃过好一会儿了。
父亲蹒跚的从城里步行回来，穿了一件又长又笨重的大衣，戴上一顶还是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刚进中学后买的呢帽子，看样子真像是一个马车夫。
我给他用毛巾拂去身上的雪，奶奶给他摆碗盛饭，问长问短，关心他。
这也许就是他在那时所受到的唯一的一点家庭的安慰吧。
歇了一会儿，他就给我改《富兰克林自传》的中文翻译，同时也给我很详细的讲解原文，一直到深更半夜才睡。
可惜时间不怎么长就停止了。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一次耳提面命的英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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