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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我在北平，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给我寄了一本《爱迪生传》，叫我翻译。
他说他总想在学习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可是总没找到最适当的机会，如今发现一个最好的办法，由我在北平将原文译好，寄到上海给他改（他另有一本原文），改好才寄回给我，将他修改和我的原译对照研究，一方面在英文上可以有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可学习爱迪生的求知精神，并可增加科学知识，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1933年夏，我在上海翻译法布耳的《天象谈话》（TheHeaven）。
父亲原意译《谈天》为书名，“商务”
以另有《谈天》一书已出版，因此改用《天象谈话》。
每天就利用父亲下午回家吃晚饭时的一刹那，抓住他给我解答翻译问题。
最后一次的英文课是三年前，我利用暑假从成都回重庆，给育才服务，主要的是帮助父亲写英文报告和往来文件。
经他修改后，他说：“为了帮助你的英文进步，所以我很仔细的给你修改过。”
193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忽然失踪，一直到深更半夜还没有消息。
父亲动员了好一些朋友，深夜到各个巡捕房去找。
这一夜不知道给了他和祖母多大的不安和焦急。
天一亮，他灵机一动，晓得即使是外国巡捕房的效率也是极有限的，那么为什么不亲自走访呢？于是第一个就是去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查询昨天下午有没有受伤的什么人进来。
第一下就让他查出来了。
原来头一天下午饭后一点钟左右，我骑脚踏车在街上行，让后面一辆汽车不慎将我撞得脑壳开花，整个头骨裂了好几块，当时即昏迷不醒（一直到半夜才痛醒）。
即被车送往红十字会诊治。
当他发现我后，心里一定很疼痛，可是他仍然很高兴的跑去看奶奶，说：“桃红已经找到了，受了一点点小伤，没有什么关系，睡在医院里，我刚才已经去看过他了。
你不要着急担心。”
安慰了祖母一番。
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父亲每天必去一次，有时两次来看我。
在这期间，医生用爱克斯光照了以后，发现脑壳里有骨头碎片，要将我脑壳打一个洞，取出来。
父亲获悉之下，着急得不得了，说必须经过上海的名医诊断以后才能动手术。
于是他又找了中国最著名的骨科医生牛惠生博士（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来，牛医生详细检查之后，也反对开刀，说我年纪很轻，破裂的骨头会长起来的，而且开刀实在太危险了。
出了医院，我家已从城里搬到乡下一座新的房子去了。
在那儿又躺了两三个月才起来。
为了我的伤，父亲打消了广西之行，那时雷沛鸿厅长亲自来上海请他，船票都买好了。
从此，我的骨头一直到现在还是高低不平的。
而父亲呢，禁止我们和他的学生与工作同人再骑脚踏车。
有一次，我病好不久，又要出去骑脚踏车给父亲办点事，这下可真触了他的怒火：“你再骑车子，我以后就不再负你的责任。”
11月里，我们最亲爱的奶奶又因为终年的劳苦被高血压症压死在**。
1936年春末父亲出国了，母亲终于经不起疾病的拖延而倒下。
我们四个弟兄更孤零零的分在各地。
年底父亲从友人处得知我陷于学习的苦闷中，便从英国发来一封长信，使我感动得流泪。
他说，他深深感到在我们身上实在没有尽过应有的照应，非常对不起我们。
但是从今以后，无论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他帮助的，他总愿尽他的力量做去。
他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极深的了解他。
我们即使不能帮助他做更大多数不幸人们的父亲，也不应当去分担他给别人的爱和精力。
这一点，我们做孩子的一直在坚持的奉行着。
因此在形式上我们和他的关系好像很疏远，远得可以说还不如他的学生和一般青年与朋友，可是我们却也还能站在一般的青年群中学习他，接受他的指导，进而还能帮助他去做众人的父亲，贯彻他“爱满天下”
的素志，使他的事业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业，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极亲密的同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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