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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家中，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建国后在任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的总管，第一要考虑的是民生。
“民生”
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共产党好像也忌讳它，长期将其打入资产阶级的词库。
“民生”
的重新回归是二〇〇七年中共十七大的文件，从辛亥革命算起已久违了近一个世纪。
但出于对人民的爱周恩来却无一日不在关注民生。
一九四六年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地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新中国成立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文革”
中毛泽东语录、像章泛滥，他胸前始终只佩戴一细条的“为人民服务”
徽章。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间，甘肃定西连续二十二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
又值“文革”
大乱，病**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地落泪。
他说：“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
刚做过手术，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九个不够，又画了三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
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
！”
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就出现在灾区。
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
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风一面群众在迎风一面，他就立即换了过来。
“文革”
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市长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
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
周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
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
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无后来常见的政界领导人的作秀。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的响声扰了她的睡觉，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一层草席。
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
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做了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爱之心。
牺牲
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
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如为情、为亲、为友、为理想、为主义、为事业的牺牲；有各种程度的牺牲，如时间、精力、健康，直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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