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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展到连“自然环境保护”
部门都可以告诉汤姆、迪克还有哈里,哪里的鱼儿最容易咬钩儿,哪里有大群野鸭可以猎杀。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肆意妄为,都在将个性化的户外休闲运动变成群体运动。
我不知道户外休闲活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界限到底在哪里,却知道这种所谓的“我们该去哪儿”
的服务,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该去哪儿”
的服务就会引来更多的游客;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不太好,广告商就会更密集地宣传造势。
钓鱼彩票就是诸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
在湖泊中饲养的鱼身上贴上标签,如果垂钓者能钓到贴有幸运号码的鱼儿,便可以领取一笔丰厚的奖金。
这种现代科学与赌场的古怪结合,使本来就已经快枯竭的湖泊,又出现了过度垂钓的问题,却让小镇的商会愉悦起来。
产品工程师和推销员听从利益的指挥。
但如果连专业的野生生物管理者都刻意回避这些事情,那么,也太不作为了。
野生生物管理者正在尝试建立野生生物的保护区,在区域内放养培育野生动物,人为地增加野生生物数量。
如果这种保护措施真的施行,它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拓荒者的兴趣影响着市场开发。
丹尼尔·布恩可没有耐心等待你去培育野生生物。
所以,传统的狩猎者们不接受人工饲养的理念,野生生物的人工培育理念遭到抵制,是因为它与拓荒者传统的自由猎取观念相悖。
机械化破坏了拓荒者价值,没有在文化上为这种价值提供替代。
而在野生生物培育管理中,却出现了一个替代品——野地耕种,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替代品和其他的农业耕种模式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
野生生物的管理对道德上的节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生生物保育破坏了拓荒者价值,却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将户外休闲运动视作机械化进程与保持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其中的文化价值前景堪忧。
拯救文化价值的关键在于把握进取时机。
我认为,这种时机已经成熟了,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了。
近10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休闲活动,它不会破坏野生生物资源,使用机械也有限度;绕过了破坏土地的问题,而且增加旅行者承载能力。
这种户外休闲活动没有限制捕杀猎物数量,同时也不设立禁猎期。
它需要指导,总结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高的丛林知识。
这种户外休闲模式,就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当然其中一些问题可以供不同层次的业余爱好者加以探讨。
在机械发明领域,早就有业余爱好者参与研究了。
而在生物学领域,尤其是户外休闲研究方面,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刚刚体现。
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就是一位业余鸟类学者,她在她家后院研究北美歌雀。
多年后,她成了世界级鸟类行为学权威人士,她的思想深度和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的专业鸟类研究学者。
另一位,从事银行业的查尔斯·L.布罗姆利,爱好研究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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