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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
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
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
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
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
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
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
这需要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
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绣”
和“卿相之尊”
，说得不好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
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
《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
，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2）。
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
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
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儒家的眼光。
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
，可以代表。
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
的“奇策异智”
，“亦可喜，皆可观”
。
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
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浅陋不足道”
，但“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
。
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1。
这部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年（前四〇三至前二〇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
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1） 参见《离娄》。
（2） 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史辨》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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